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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锡伯历史长廊 > 魂佑西疆-锡伯族戍边屯垦史略(安振广)

魂佑西疆

--锡伯族戍边屯垦史略

作者:安振广

 

前 言

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等等……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这是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一席话,让我思绪万千。

2011年,我陪同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同族本家兄弟安俊叔侄二人回沈阳老家认祖归宗,与沈阳的同族本家兄弟安振泰等相拥泪眼婆娑。这是从锡伯族西迁至今时隔247年的本家骨肉重逢,它了却了西迁后被分成沈阳和新疆东西两地一代又一代前辈们的遗愿。

时至今日,我回想起来仍如梦境一样。跨越近二个半世纪的骨肉亲人喜相见,我有无限感慨,也有些内疚,感慨的是今天这个时代,可以说,喜逢中华盛世,同根骨肉今天才能相聚。非常感谢察布察尔锡伯自治县委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他们的共同关心下才使我们相约相会于沈阳,正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宣传部副部长那英所说:“圆了西迁后锡伯族祖先回家的梦”。

我感到内疚的是,在新疆从教三十年来,对本民族西迁到新疆之后,只知道是戍边屯垦,至于前辈们在伊犁是怎样生活的?遇到过什么困难?怎样克服的?怎样守卫在祖国西北边防线上的?遇到什么样的敌人?怎样与敌人斗争的?又怎样保卫祖国疆土的?又怎样与各族人民相处的?等等历史实情,我是全然不知,这令我遗憾.于是我找到几本与锡伯族有关的书籍和资料,如《锡伯族简史简誌》、《新疆屯垦简史》、《辽宁锡伯族史话》等。读后,对我心灵是一种震撼,西迁来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在祖国西北边陲应属于边防部队,戍边屯垦,亦兵亦农。和平时期,官兵守卡,巡逻边防,后方余丁及闲散人员齐动员,垦荒修渠,广积粮草;发生战争时,官兵前方作战,后有锡伯营民众大力支援,在敌人铁蹄下锡伯人民团结战斗,共度时艰艰险。为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和祖国领土完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到新疆后带来了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工具、良种,垦田修渠为发展边疆生产,改善各族人民生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远离内地、故乡和亲人的边防线上,保存和发扬了锡伯族文化,特别是保存了锡伯族语言、文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仅存瑰宝。二百五十年来,这支锡伯族血脉已融入新疆12个世居民族大家庭之中,遍布于天山南北,在各条战线上,各行各业中都有锡伯族人民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当地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保卫和开发建设着祖国边疆,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

锡伯族奉旨西迁来到新疆伊犁二百多年,戍边屯垦,世代坚守为今天新疆的疆界规模奠定了基础。诚然,这是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锡伯族人民倾情奉献,发挥的作用是不可缺的。前辈们的业绩,让我感到自豪,为之振奋。同时,也有一种忧虑,把锡伯族人民西迁后的历史业绩往往同“清军”一语概之。先辈们的业绩是锡伯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决不可以淡化,更不可以边缘化了。但个人能力有限,词穷笔拙,提笔忘字,孤陋寡闻,仅就有限的信息是很难全面、详细和生动的介绍。也因此,我几次搁笔,可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我,在同志们鼓励和支持下,使我欲罢不能,还是用我余年之力把我知道的介绍给读者。目的在于不忘历史,让我们共勉珍惜今天,放眼未来。

 

 

第一章 戍边屯垦大西迁

 

清代时期,新疆的伊犁原来位于准噶尔腹地,是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祖国的西北边陲要塞。伊犁西北与沙俄毗邻。由于沙俄一直侵扰我国西北边界,企图步步进逼吞食中国领土,同时还不断支持准噶尔部反动首领噶尔丹进行叛乱,扩张势力,侵扰其他部族,意在制造分裂。清政府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历时六十八年,多次用兵才将其平定。战争尚未完全结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南疆大小和卓又发动叛乱,乾隆又用两年时间平定了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这内忧外患使清政府沉痛地意识到,必须要加强新疆的军事防务,以确保西北边疆的稳固,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伊犁设置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开始移民戍边,垦荒造田。自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清廷从热河、凉州、庄浪等处陆续调来携眷满族官兵4800名驻防惠远。乾隆二十八年从黑龙江调遣索伦官兵1214名。在伊犁河北岸的霍尔果斯驻防屯田。是年,又从张家口调察哈尔蒙古官兵1838名驻防在博尔塔拉一带。乾隆三十年,从张家口热河等地调厄鲁特蒙古官兵3434名,驻防昭苏、特克斯一带屯田。除此之外又有绿营兵进驻伊犁。

此时,伊犁将军明瑞仍感兵力不足,特别是伊犁东北方向的塔尔巴哈台地区驻防官兵不敷调用,于是奏请皇帝,点名抽调驻守在盛京地区的锡伯族官兵到伊犁驻防。这是因为伊犁将军明瑞早就听说锡伯族官兵能征善战,骑射艺精,享有盛誉,堪称一支劲旅。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皇帝答应了明瑞将军的请求,于是清政府从盛京所属十五城中驻防的锡伯官兵中挑选年纪在2040岁之间,身强力壮军事技能优异者官员20人,兵丁1000人,官兵共1020人连同眷属共3275人奉命集中后分两批出发西迁伊犁,听候调遣。据盛京将军舍吐肯等奏称:“第一批安排防御五名,骁骑校五名,兵丁四百九拾九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七十五名,交由协领阿木胡朗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十日启程前往。第二批内指派防御五名,骁骑校五名,兵丁五百零壹名,连同眷属共计一千六百人,交由噶尔赛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十九日起程。”

出发之前,由盛京户部支给西迁的防御、骁骑校各一年俸银,每人每月2两的两个月盐菜银,马6匹。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1.5两。每户发给整装银30两,应发帐篷,铁锅,折价银6两马6匹,牛三头,车一辆,家属自备两个月口粮。除此之外,曾经饱受迁移之苦的锡伯兵民,为这次远征忙碌,准备行装、粮食、生活用品,还带上粮种、菜籽,为今后生存着想。最不能忘记的是要带上他们所崇拜的女祖宗“喜利妈妈”和男祖宗“海尔堪玛珐”,希望他们分别保佑人丁兴旺和六畜兴旺。也有的青年男女匆忙结婚,以便同行。还有的告别亲属,诉说恋情。最令人感动的是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官兵们的亲人故友送行的同胞聚集在盛京锡伯家庙太平寺,杀牲祭祀祖先,焚香祈祷西迁平安。然后设宴为远征亲人送行,处处皆见“骨肉同胞顿足牵衣无言唯啜泣”的生离死别之情景,无不为之落泪。

饱受迁徙之苦的锡伯族人民,心中对于这次西迁戍边是要到万里之遥的西北边疆,相隔万水千山一去难返。用现代的话说,这次西迁不是走西口,也不是去打工,锡伯官兵是边防军人,身不由己,蛮荒的边疆变故多,危机四伏,人生地不熟,未来凶多吉少,生死难测,再加之传言60年才可返回故里,西迁之别对于骨肉亲人经受的是生离死别之痛。也正因为如此,四月十八日这天对于尚在故乡的和西迁伊犁戍边的锡伯族同胞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农历四月十八日这天它是锡伯族重大的历史事件,两地锡伯人民不会忘记并代代传承下来,后来被定为“西迁节”。

锡伯族人民承受了生离死别的巨大伤痛,但是为了报国戍边,锡伯兵民还是背井离乡,毅然踏上了西迁的征程,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报效国家的忠贞。

西迁的锡伯官兵和眷属,他们扶老携幼,赶着两轮牛车,离开自己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家乡――盛京,走出彰武台边门,往西北方向,克鲁伦路和蒙古路西行,可以说是高山挡不住,河水不能拦,顶寒风,冒酷暑,日夜兼程,在兵民、牲畜疲惫不堪的情况下,锡伯族兵民战胜戈壁风沙的阻拦,同年82425日两队先后到达了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郎特)。

农历8月末的蒙古高原,与内地气候相比有很大反差,冬长夏短,这时青草枯萎,寒气袭人。这不但给兵民的生活行动带来困难,严重的是牲畜没有草料,它们也难以承受重负了,使锡伯官兵也难以继续前进,于是在乌里雅苏台扎营过冬。在休整期间,官兵所役使的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驮,绝大部分己疲惫瘦弱,加之北部草原雪大无草,气候寒冷,在春化之际,又有瘟疫流行。因些,从盛京带来的3036头牛,先后倒毙2596头,仅剩440头,马死亡20多匹。尚存2000来匹,又多是劳累不堪或病弱不支。这里距伊犁还远,没有牲畜做脚力是不行的,经过管带协领阿木胡朗、噶尔赛呈报交涉,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成兖扎布奏准:“每两户给马一匹,驼一峰计,由此地官牧场共拨马500匹,驼500峰给之,并令协领阿木胡朗、噶尔赛等将此等驼、马沿途妥善饲养使用,抵达伊犁后照数交还。”官兵借到驼、马之后,每人带足四个月的口粮和一个月的茶叶,仍分两队,于乾隆三十年三月初十起程,继续向伊犁进发。当大队人马走到科布多一带时,正值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进,只好安营扎寨,等待水退。后来等待无期,就另取道,绕科齐斯山而行。因受困了数日,兵丁之口粮的所剩无几,只足月余之食。由乌里雅苏台借用的驼马也累死不少。在食粮畜力不足,道路险阻,行军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领队阿木胡朗和噶尔赛情急之下,一面咨文伊犁将军,请求派人前来接济,一面带领官兵及其眷属,采集野菜充饥,克服困难,继续前行。最不忍心的是途中所生350多名婴儿,使难有奶汁的母亲焦苦万分,加之由盛京出发时自愿随队同行的405人都在饥饿中挣扎。由于长途跋涉,粮草不足,不但牲畜死亡,连兵民眷属也有一些劳累成疾,长眠于征途路上。锡伯族兵民并没有因此畏缩,还是义无反顾地顽强拼搏坚持前行,坚持到过了霍搏克赛尔、察汗俄博,于6月中旬、下旬随队官兵眷属才得到伊犁方面派人前来接济的物质和畜力,继续赶路。经过额米勒(即额敏)、巴尔鲁克、博尔塔拉等地,终于在乾隆三十年72022日两队先后到达伊犁的绥定城一带。

经过长途跋涉,历时近一年零四个月的锡伯族军民饱尝千辛万苦到达伊犁时,己是乾隆三十年(17657月底。错过了当年的种田之,季遂在乌哈里克城(即绥定城)暂住下来。关于对锡伯族军民的安置,伊犁将军明瑞亲赴锡伯族军民中,调查后奏称:“奴才明瑞,阿桂自抵伊犁以来,查锡伯兵在原籍之生计,与民杂居城寨,仅以务农为生。令移住此地,当举农牧并重,致力于此。若使他们住在城内,则与农牧皆无俾益;若依照察哈尔,厄鲁特之例,竟令游牧,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亦难善务其事。理应指给他们便于耕种,近于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于诸事皆有裨益。。。。。。奴才等详勘适合安置锡伯兵之地有伊犁河之南,惠远城对面之巴图蒙柯巴克,绰豁罗拜兴迤西至豁吉格尔巴克一带,田腴水足,冬夏两季些柴游牧之地均不远,若使锡伯兵驻此,非但于其生计有利,于地方形势、声势之连亦有裨益。遂议定将锡伯族官兵安置于巴阁蒙克巴克一带,依次安置俾其务农。这里巴图蒙克巴克一带即今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县地区。乾隆三十一年(18766)正月,暂住伊犁绥定城的锡伯族军民,越过冰冻的伊犁河,到达迁移的最终目的地,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

据伊犁将军的部署,驻扎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开始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戍边屯垦生活。锡伯族兵民这次西迁戍边用了一年零四个月,行程万余里,这是锡伯族乃至中国民族史上一次戍边屯垦的壮举,它体现出锡伯族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进取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章 屯垦戍边的楷模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部与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之后,大批八旗兵奉调移驻新疆,扼守边陲要塞。为了巩固边防,稳定边疆,采取“边防与屯政相维”的方针,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屯田,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安边定国之策。屯田以军屯为主,以后陆续兴办旗屯、遣屯和民屯、回屯。

   屯垦区的分布是随平准战争的进展和胜利,从东疆的巴里坤屯垦区起,向西呈扇形展开,依次建成乌鲁木齐垦区,塔城垦区、伊犁垦区和南疆屯垦区。

  其中旗屯,即在伊犁惠远、惠宁两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八旗兵所垦种之田。

   当时伊犁的驻防情况是:将军,参赞大臣以及各营领队大臣,驻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有满族兵驻防,惠远城西北有索伦、达斡尔官兵驻防屯田,惠远城东之惠宁城有满族兵驻守,惠远城东南有厄鲁特驻守游牧。

   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到伊犁驻防,乾隆三十一年南渡伊犁河在察布查尔戍边屯垦。按军政合一的八旗牛录建制屯居组成锡伯营;每旗筑一城,一面种地一面服兵役而生活。他们不领国家口粮,进行屯田生产自耕自食。

初次到达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军民,在白雪覆盖的土地上立即“搭盖窝棚,整理家具”,准备在陌生的土地上安家生产。当年春天,官府给锡伯族军民种子500石(后又给青稞种子400石)帮助其尽快投入生产。当年种植的有大麦、小麦、青稞、小米等农作物。不过,当年锡伯族军民种地的效果并不好。据这年十月伊犁将军明瑞在奏折中说:“今年锡伯。。。。耕种地亩被蝗,所有前借给籽种及接济粮石,刻下不能交纳,请俟丰收时归还。”为了解决当年吃粮的困难,伊犁将军曾经组织锡伯族军民“趁秋季兽肥,多派能手行猎”,以此来弥补粮食的不足。

但是,锡伯族军民的生活状况很快得到改善。察布查尔地方地地肥沃,引水方便,再加上锡伯族军民在东北驻防时有比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当局的大力支持,使其屯田生产很快进入正常的发展阶段。据《新疆屯垦简史》所载:旗屯搞得最好的是锡伯营。首先疏通了一条180里长的淖尔河,大渠引水耕种土地一万亩,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很快实现了军有粮民有食,安居乐业。后来人口繁衍原来的耕地就不够了。在锡伯族杰出的领袖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带领下,从1802年开始,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修建成宽一丈二尺、深一丈、长200多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可灌溉七万八千亩地,锡伯营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驻防伊犁的诸兵营中最为富裕。每年陈粮储库一千万斤之多。在乌孙山下“阡陌相连村落相望”,成为屯垦戍边的楷模。

   锡伯营屯垦戍边成功,影响伊犁地区和北疆甚至南疆。在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廷宣布伊犁驻防八旗不再增加兵额之后,最初满营兵丁不屯田,随之满营八旗人口增多,其生计日益艰难。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应按锡伯营屯种为例,按名分给旗兵地亩,务使自耕,永为世业、自耕自食、不纳粮租。嘉庆七年(1802年)松筠从满营中抽调360名闲散余丁屯田,效果良好。乃于伊犁河北开渠,逶迤数十里,又于城西北导水泉,惠宁惠远有水之地皆开渠,到嘉庆十四年,满营已屯田六万四千亩。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伊犁将军松筠在黄草湖一带建筑堡墙,移八旗壮丁屯田。后来,惠远城八旗人口逐渐繁衍,现有土地己不敷耕种,需要扩大耕地面积。但是这一带水源缺乏,故于道光年间,动员伊犁各营军民,开凿一条长达二百里的“皇渠”(亦称阿齐乌苏布哈),以此引伊犁河支流喀什河水灌溉。它与察布查尔大渠隔河相对,成为伊犁河南北的姐妹大渠至今亦然。(锡伯族简史第25页)

开凿“皇渠”还专门抽调锡伯营总管色明阿和他的儿子泰斐太担任大渠工程技术指导,并抽派大批锡伯族闲散兵丁前去支援,工程于道光末年告竣,后来清政府授予色明阿副都统衔,泰斐太也升为锡伯营五牛录佐领。

“皇渠”的开凿对伊犁河以北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锡伯族人民对伊犁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上的又一重大贡献。

   伊犁是兴办维吾尔族农民屯田的重点地区,南疆一些维吾尔族农民得知伊犁地区土地肥沃,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消息,仍不断自愿来伊犁地区屯田,人口剧增,垦田面积大大增加。产粮之多,维吾尔族人民情愿增加粮租,由原来每年9.6万石增至每年10万石。当时新疆粮食之充足、粮价之低,全国少有。伊犁地区成为开辟于天山北部的重要粮食基地。在1777年伊犁己有各类屯田八九十处之多,由于屯田的兴起,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军粮充裕,各族人民因丰收而安居乐业。嘉庆年间,被流放于伊犁的学者洪亮吉写诗描绘伊犁的盛况:谁跨明驼半天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惠远城外,大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誉。

可见锡伯营屯垦戍边的示范作用,屯田点在伊犁到处开花结果,使伊犁盛况空前,人称美而富饶的小江南。

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得益于边疆的稳定,时逢一位好领导——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图伯特,男,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出生于原籍盛京。据永志坚在《图伯特姓氏与旗籍考――兼评“图公生祠“之说》一文中考证,姓觉罗氏(赵)为正蓝旗纳达齐牛录人,乳名图克善,锡伯语牛犊之意)。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为了加强新疆的边防,调辽宁部分锡伯官兵西迁戍边之时,锡伯族官兵及家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的旅程。年仅10岁的图伯特随父辈一起加入了西征的行列。他从小就喜欢骑射,18岁便应试披甲,随之渐升至领催、防御、佐领。后升为锡伯营副总管。嘉庆四年(1799)二月初一,清政府官员保宁等奏请皇帝,说伊犁锡伯部缺一名总管。经过逐一考查,认为副总管图伯特升为正职合适。同时将其履历清单恭呈御览。二月二十五日,皇帝下旨,批准图伯特为锡伯部总管,食俸30年,图伯特时年45岁,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年华。在他身为副总管及总管期间,他认真负责,不辞辛苦,出台换防,巡查边界,从来不懈怠。他有远见卓识,因人口繁衍,产粮已不够用,长远利益着想,经过调查研究,汲取过去修渠失败的经验教训,没有向困难低头,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坚持修渠,排除了各种非议,抵制封建贵族们的阻挠陷害。勇敢的以自己九族作抵向将军保证7年完工,这才取得将军的同意于1802年十月正式动工,开渠时各牛录分编成两个大队士兵和百姓共440名,其中士兵占五分之一,采取边挖水渠,边在沿途开荒种地,双管齐下,粮水双丰。图伯特在亦军亦农的繁忙中始终以饱满热情旺盛的精力,他是日夜不离工地,亲自测量地势划线引导和指挥施工,不畏艰难劳苦,带领军民经过长达6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挖成了大渠也开垦了大片良田,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令人欣喜充满生机的新气象。

大渠对于伊犁地区农业发展,军民生产生活的供应,边防的守卫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图伯特的功绩一直为后人所敬仰和传颂。锡伯族人民在察布查尔大渠龙口南岸和七牛录建立了“图公祠”各一座,以此纪念图伯特做出的贡献。图伯特的功绩也得到嘉庆皇帝的赞赏和恩准于1809年,图伯特进京朝觐。第二年又得到允许回东北沈阳故里探亲,图伯特是不远万里追宗认祖回乡探亲的第一人。

据《新疆史略》、《伊犁办事事宜》等书记载:嘉庆元年(1796)屯驻伊犁河北的索伦营由于流行天花病,索伦官兵死亡严重。为了补充这些地区八旗兵丁的缺额,嘉庆三年(1798)和道光十四年(1834)两次从锡伯营中调拨260户共1279人补充到索伦营左翼四旗。从始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之称。到了同治四年(1865,索伦部遭到“苏丹汗国”势力的攻击,索伦人口损失惨重,剩余部分被迫撤往阿拉木图等地,历尽千辛万苦,于186734月间,辗转到塔尔巴哈台,这时塔尔巴哈台以米庆为首的叛乱己被清军平定,返回的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军民与投奔到塔尔巴哈台的蒙古、锡伯群众共同组成新的索伦营。除驻守台站和卡伦外,同时于同治十年(1871)左右,在这里开凿了一条“阿布德拉布哈”,以后这条大渠伸展到60多里长。“阿布德拉布哈”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治十二年(1873129日,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到塔尔巴哈台开始率众兴办农业,效果很好。在清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分兵三路,进军新疆收复被占的领土。光绪四年(1878,因喀尔莽阿屯田有功,被清政府任命为署理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又率领军民在博尔塔拉屯田并且开挖了一条50里长的“哈尔布哈”大渠。同时又派佐领色普西贤率锡伯官兵一营人在库尔喀喇乌苏、车排子等地凿渠屯田,为大军进军收复伊犁准备军粮的同时,也给塔尔巴哈台和察哈尔营军民传播了耕种技术,积极地推动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将军长庚因筹备军粮,委派锡伯营佐领爱新泰、霍敏二人带两营官兵前去托古斯塔柳(今巩留县)开垦屯田。在这里开挖了“锡伯渠”(至今仍称“锡伯渠”)。渠长20余里,后来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多的锡伯军民到这里屯田,开垦荒地十余万亩,每年所收获的粮食由水道运到二道河渡口,交给满营官兵食用。把木料交给满营官员等以备建筑新惠远城各衙署之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伯军民奉命将己开垦的地亩、农具等交给新旧两满营耕种,自己撤回原营。

总之,锡伯族官兵从西迁到伊犁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开荒、屯垦的大业,在广阔而肥沃的伊犁河地带以及东至库尔喀喇乌苏、车排子,北到博尔塔拉、塔尔巴哈台,西至图尔根,查林河口,南到特克斯等地,都有锡伯族军民开凿的水渠和垦荒耕种的农田。他们为开拓和发展西北边疆的农田水利贡献了力量。锡伯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开发建设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以上可知,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以后,由于清政府的政策,使新疆社会保持了近60年的稳定,这样,新疆各族人民都能集中力量致于开渠造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各族群众的生活也得到改善,人们尽享太平日子,各族人口也兴旺起来。但是好景不长,清王朝腐败无能,由盛到衰,从道光年开始内忧外患不断,而西北边疆也不安宁,请看下篇《烽烟漫古道,铁骑戍边关》,可知锡伯族和新疆各族人民怎样戍守祖国西北边疆的。

 

第三章 烽烟漫古道  铁骑戍戎关

      (一)、守卡伦

锡伯营是一个军营组织,所有一切人都要受到军制的约束。因此锡伯族除了务农以外,另一个经常的职务就是戍边,当时戍边有两种:一种是驻守卡伦,另一个是换防台站。

清朝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在新疆南北疆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为最多,仅周边就有卡伦90余座。那时候,即在1864年以前,中国西北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至帕米尔在内的地区都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所以伊犁将军调遣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组成“伊犁四营”驻防伊犁各地,其中伊犁四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驻守卡伦。

卡伦按设置方式可分为常设卡伦、移设卡伦、添撤卡伦三种类型。常年设置、固定驻守的卡伦叫常设卡伦,这些卡伦多在重要通道、隘口上。按季节不同而转移设置的卡伦叫移设卡伦,这种卡伦多随牧民于不同季节逐水草而迁徒,按一定规律往返循环。在固定地点根据需要随时设置或撤回的卡伦叫添撤卡伦,这类卡伦担负季节性的侦察、瞭望勤务,执行矿山、屯田等季节性生产场所的警卫任务。清代中叶新疆地区卡伦具有守卫边防和内部治安两种性质,每座卡伦都担负着通讯、巡察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其主要职能是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并且保证交通安全等。所以这些卡伦大都设在边境及城镇山川隘口等重要通道上,与军台、驿站相互联系,构成一套安全防范体系。

驻守卡伦的官员有侍卫、佐领、防御和骁骑校。每座卡伦驻兵十几至三十名不等。乾隆年间,卡伦侍卫都是由清朝中央选派的,三年更换一次。可见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安定是非常重视的.其余官兵由伊犁四营委派,三个月更换一次。当时锡伯营在伊犁阿拉木图一带守卫卡伦,管辖的卡伦共有18座。此外,还协助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空乌塔卡伦,协助察哈尔防守沙拉雅沙等卡伦。

清政府对卡伦的管理极其严格,各地卡伦的撤设、设置地点以及巡查路线的变更,都要经伊犁将军报请清朝中央政府批准之后方可执行。对卡伦的管理主要采用点线结合,即固定守卡与定期巡查相结合的会哨制度。卡伦官兵在驻守一地执行任务外,相邻两座卡伦之间亦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巡查,并在适中地点插杆、堆石作为会哨之外,互换信牌为凭。每月将防备情况汇总向锡伯营部申报,在没有设置卡伦的那些边远地区,清政府则建立了石碣和“鄂博”。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带的有效管理和治理,建立和实行了巡边制度。每年夏季,由伊犁将军特派领队大臣带领数百名官兵巡逻布鲁特游牧界。秋季巡逻哈萨克游牧界与辖区的巡边队伍互换信牌。在掌握上报边情,处理边境事务,维护领土主权方面,巡边制度与卡伦制度点面结合,互为补充,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道光五年,伊犁领队大臣乌凌阿在例行巡查中,发现沙俄军入侵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哈喇塔拉一带筑城,向当地哈萨克人征税,阻挠我方官兵正常巡边。经上报朝廷,通过外交途径交涉,迫使对方拆除房屋,撤回军队。还有在咸丰末年(《恰克图条约》未订之前),沙俄军队侵袭我伊犁边界,首犯博尔霍吉尔卡伦(索伦部驻守之卡伦)。当即伊犁将军派官兵四千人,其中指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带领本营官兵五百人,与各营官兵一同开往博尔霍吉尔地方与俄军作战。为维护祖国边防,锡伯官兵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抵御了沙俄的入侵。后因中俄恰克图谈判开始,双方才停止战事。此后,沙俄不断制造边境事件。

清后期,西部边境危机日益加重,清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被迫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之后,割去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西部领土部四十四万平方的领土。同治十年(1871)沙俄借口“代收代守”出兵侵占伊犁,将伊犁地区数十座卡伦毁掉。清政府即与沙俄进行过多次交涉。于光绪七年(1881年)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之后,又借口勘定边界,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个勘界议定书,又把包括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土地在内的新疆七万多平方的土地并入了俄国版图。伊犁四营守卫的卡伦十之八九划入了沙俄境内。锡伯营退守今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边境的四处卡伦:塔奇勒哈卡伦、干查罕英敦卡伦、三棵树卡伦、头湖卡伦。锡伯、厄鲁特两营合设卡伦一处:阿里干谷卡伦。这时的卡伦,就基本上具备了边界哨所的功能。锡伯营的卡伦一直到民国二十七年才撤止。

对于卡伦地点的选择多在交通要道,地势较高的险要之地建筑坚固的营房。除营房外,每座卡伦还修建一座瞭望台,供值班士兵站岗放哨、侦察民情。这种瞭望台一般都选择离卡伦不远的高地,以能环顾四周。在察布查尔县和霍城县的沿中哈边境一线,至今仍可看到一些夯土建筑围成的院落遗址。这些遗址占地面积多在一千平方米左右,平面呈正方形,坐北朝南,围墙残高34米,厚2米左右。个别的还有角楼遗址。

从中可看出,一般的卡伦营房围墙高约1.5太,厚2米,围墙上有垛口,四角有角楼。围墙外凿有壕沟,深约1.5丈,宽约1.5丈-2丈。营房正南为两扇大门,院内正中建有五、六间住房东西两边盖有马厩和库房,大门内两侧各有一间士兵住房。有条件的地方,营房内还建有水井。

至于守卫卡伦官兵的日常生活情况。在谢善智写的《锡伯族老兵话卡伦》一文中,看到作者与清末民国初期驻守卡伦老人灵福寿(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人)的专访谈话。灵福寿说:他在头牛录当百十户(百十户即锡伯语“博石库”)即清代八旗基层“领催”)。在卡伦当百十户五年,在五个卡伦都服过役,关于卡伦设施老人说“每个卡伦有三间土打墙的房子住人,睡炕,西边另有两间当库房。”关于卡伦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活动,老人说:“每个兵配备一匹马。最早的武器是弓箭、长矛、大刀,以后使用火枪,最后使用五响步枪。原来卡子士兵日夜巡逻,以后改为白天骑马巡逻,两个卡子的巡逻队在指定地点交接有编号的木牌,每月将防务情况汇总向锡伯营部申报。每个卡子驻守的官兵至少有十人。”守卡官兵每三个月换防一次。问及官兵功过赏罚,老人说:“卡子有功之士,要将事迹上报锡伯营总管,以便奖赏,当兵的犯了过失,情节恶劣者戴枷禁闭一月;情节轻者,要在光屁股上抽沾过水的马鞭27下,胆敢反抗者就叫两人用洋炉筒子粗的木棒压杠。”问官兵待遇,老人说:“马匹衣物是官兵自备的,守卡期间,每个兵的口粮一个月30斤(一斤十六两),由牛录仓库供给,公家发盐菜银。”关于守卡官兵的生活情况老人说:“卡子士兵一年吃不了几次肉。平时吃的菜是派人到一、三牛录锡伯人家去拿,不要钱。”这就是清末民国初期驻守卡伦士兵的生活状况。从此也可以知道这以前卡伦官兵的生活也不会好多少。

在察布察尔锡伯自治县,每年“四。一八”锡伯族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人民都要来到卡伦遗址,举行隆重的祭祀大会,要举办正式的仪式:默哀、致悼词、献鲜花、供奉佳肴等活动,以告慰和祭奠先辈们戍守边疆的英灵。

面对卡伦遗址,一种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感慨万千。西迁伊犁锡伯族人民背井乡骨肉分离,从白山黑水的东北不远万里迢迢来到新疆西北边境戈壁荒漠驻守卡伦。守卡官兵们不管寒冬酷暑,自然环境多么恶劣,也不管边患兵匪如何凶残,他们是长年累月、世代坚守,其艰险也是可以想象的。

看到卡伦遗址虽然早己失去了原有的模样,但是它屹立在戈壁的制高点,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又似在诉说一百多年如烟往事。它见证了国家的荣辱兴衰,亲历了改朝换代社会更迭的沧桑历史,经受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洗礼,卡伦是清代伊犁以及全疆驻防体制中重要一环,对西北地区形势,特别是伊犁地区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卡伦是当时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军政措施之一,它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安全,是国土疆界的标志,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卡伦是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渐渐离我们远去也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世代守卡的官兵们,他们执行国家意志,坚守在人口稀少、防备薄弱的边疆地区,为领土完整,边境的安宁,曾经为中央政府地区的行政管理和防止外敌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卡伦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文化遗产,而守卫卡伦的人的精神,世人是万万不能忘记的,永远也不可忘记世代守卫祖国西北边疆爱国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精神食粮。

(二)平定张格尔之乱的英雄额尔古伦

乾隆在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对新疆采取一系列的治理措施是符合新疆社会实际情况的,因此,不仅保持了新疆60年的稳定发展局面,而且为后来对新疆的治理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上,在高度封建集权的社会里“朕即国家”,官吏是百姓的“父母官”,整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能否稳定发展,百姓群众能否安居乐业,甚至一个王朝的兴盛和衰亡,往往就取决于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吏治。清代乾隆在位六十年,以他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使清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固有版图。可是到了后期好大喜功,致使吏治腐败。全盛之世,盛极而衰。清仁宗嘉庆皇帝亲政后,墨守成规,整治吏治不利,虽然诛杀了中国古今第一大贪官和珅,但官场积习己深,腐病开始溃发,是清王朝危机四伏、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道光一朝三十年由衰而乱。政局剧变。内忧外患、吏治愈坏,道光帝无力回天。特别中英鸦片战争,终于使大清王朝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至咸丰一朝,国家遭逢空前厄运。

19世纪初年,清政府走向衰落时,对新疆的治理也日趋松驰,新疆是西北边陲之地,“天高皇帝远”,吏治腐败进一步恶化,军备松驰,财政日益亏空,民怨渐起,各种反抗势力不断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大小和卓的后裔逃往的庇护地――浩罕国却乘机发展强大起来,一方面四处征伐扩张,一方面鼓动支持和卓后裔窜回新疆,谋叛复辟,从中渔利。于是南疆烽火不断。先有小和卓之孙张格尔四次历时八年动乱,后有“七和卓”等多次入境作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

八旗是清政府统治的重要支柱,每当边关危急,首先调用的伊犁四营(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官兵,急赴前线杀敌,保边疆。正是烽烟漫古道,铁骑赴边关。在伊犁文史资料中,苏德善所写《平定张格尔之乱的英雄额尔古伦》和《诺齐台巴图鲁博勒果苏的事迹》两篇文章中二位主人公的表现,彰显了锡伯族人民爱国戍边的英雄本色,现介绍如下:额尔古伦,伊拉里氏。锡伯营镶红旗(今察布查尔县宁固齐牛录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出生。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19岁时选为披甲。嘉庆八年(1803)升任正白旗佐领。嘉庆十六年(1811年)授锡伯营副总管,嘉庆十九年(1814年)升任总管,曾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二次,护送贡马赴北京、热河两次,出哈什围十次。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下旬至道光八年(1828年)正月约一年半时间,率锡伯、索伦营士兵赴南疆参加平定张格尔之乱。道光八年八月补授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道光十年(1830年)二月调任伊犁索伦营领队大臣,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调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道光十三年(1833年)正月因病休假,十二月逝世,享年65岁。

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和卓后裔大多逃往中亚浩罕国,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大小和卓之孙张格尔利用当时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朝官员和伯克地主的不满,依靠浩罕封建主的支持和帮助,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八年(1828)在南疆发动了四次历时八年的叛乱。

张格尔先后四次从浩罕进入新疆作乱。第一次是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张格尔纠集了300多人入卡做乱。领队大臣色布星额率领锡伯、索伦等换防兵700余人(其中有锡伯官兵150人)堵截、围剿、杀死活捉叛匪150余人,张格尔率余匪逃窜。色布星额继续率领换防兵和叶尔羌增援之兵进山追剿。张格尔只剩下20余人,徒步逃出卡伦之外。

第二次,张格尔纠集了200多人,于道光四年(1824年)九月再次入卡作乱,开始被清军击溃。遂流窜于布鲁特部落中,帮办大臣巴彦巴图带兵剿捕。己杀贼百余名,于撤退时误入山险被围,致与随官兵同时阵殁。道光五年(1825年)十一月,庆祥调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面临张格尔准备大举进攻喀什噶尔的紧要时刻,又从伊犁增调察哈尔、锡伯、满、索伦、额鲁特兵各100名,驰赴喀什噶尔。

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入卡作乱。当年718日晚,张格尔率安集延、布鲁特500余人,从山路入境到阿尔图什庄,此地距喀什噶尔城80余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闻讯后派千余人前往围剿。张格尔从大玛扎(墓地)突围。他利用狂热的宗教煽动,裹胁白山派信徒一万余人分两股,一股攻喀什噶尔汉城,一股攻叶尔羌。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破,于是张格尔向浩罕求援,并约定攻下西四城(即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和田)后,将喀什噶尔让给浩罕,抢得的财物与浩罕平分。所以浩罕出兵万人助张格尔。在这危急关头,827日清朝任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负责前线总指挥,以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调集内地各省官兵3.6万余人,调伊犁满营官兵1000名,调锡伯营官兵400名,并动员锡伯青壮年200人作为预备兵。索伦营200人共600名官兵,由锡伯总管额尔古伦为领队。索伦营佐领阿木尔幕墩为副领队,越昭苏冰大板,经阿克苏在内地所调官兵未抵达新疆境内前,日夜兼程,驰赴喀什噶尔增援,仅半个月就抵达喀什噶尔城下,当时张格尔己将喀什噶尔团团包围,锡伯、索伦士兵为解包围圈,在城外与敌浴血奋战五昼夜,杀开一条血路,靠近城门时,突然从城墙上不断向清军射击,这时才知道喀什噶尔继回城之后被攻陷,时为926日。当时参赞大臣庆祥自杀殉国。城破阵亡的锡伯营官员佐领色勒精阿(镶白旗人)、前锋校吉拉素(镶白旗人)、佐领三音布(镶黄旗人),骁骑校达明阿、蓝翎侍卫德普兴阿,二位均正蓝旗人、佐领苏勒通阿(正黄旗)等6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汉族商民参加了保卫汉城的战斗。城陷后,全部被杀。

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城相继被攻陷,庆祥殉国,清军群龙无首的困难时刻,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毅然担负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们趁着黑夜,从敌人防守最薄弱的环节率官兵突围。锡伯、索伦士兵只有450人冲出重围,150人为国捐躯,冲出重围的还有察哈尔、额鲁特营士兵350人,共800余官兵。额尔古伦义不容辞率领锡伯等四营官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率部作战略撤退。官兵们遥望火光冲天的喀什噶尔城,那是张格尔正在纵容部下烧杀抢掠,官兵们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却又无可奈何。额尔古伦率四营官兵开始艰苦卓绝的千里征途。他们穿戈壁,越荒滩,跋山涉水,路途中尽是荆棘丛生,满眼望去,尽是荒山秃岭。开始四、五天沿途还有水,尚可得到少许饮食充饥,到后来途中无水,食源断绝时有人魂断南疆戈壁。额尔古伦异常焦急,派人四处寻找水源,好不容易找到一眼泉水。他们杀战马食用,又用马皮盛水,以便途中饮用。当时虽己入秋,但南疆仍酷暑难耐,遂改为昼宿夜行。后来战马食尽,只得徒步前行。经过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才抵达离喀什噶尔700多公里的阿克功城下,参加了阿克苏城保卫战。

张格尔攻陷西四城后,率领近万人逼近阿克苏南面的浑巴什河,企图抢渡,攻取阿克苏城。当时内地各省援军还未抵达阿克苏。额尔古伦率锡伯、索伦等四营官兵趁夜出发抵御叛匪。张格尔因抢渡不成,便分兵攻打乌什。办事大臣长清派参赞王鸿仪率兵600名,扼守河岸,以作援助。额尔古伦见远处尘土飞扬,旋风般滚动,只有呐喊声迭起,方知匪徒正在逼近,他意识到再不能犹豫,就激励士兵鼓舞斗志,身先士卒,率先抢渡浑巴河至彼岸,这时额尔古伦将辎重连同锅具沉于河底,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决心背水一战。额尔古伦高擎利剑策马高呼:“大家不可轻性命,惦度分量理应当!为国捐躯在疆场,英名定流芳千世,····报国卫民要一心,战场立功显英威·····唯有疆场夺胜利,方有脸面返家乡!只有为国立巨功,方有英名代代颂!”

    官兵们听罢受到极大的鼓舞,额尔古伦遂率部英勇出击,首先捣毁了敌人尽心构筑的河防,接着参赞王鸿仪部和土尔扈特蒙古汗王的部队等全面出击,向簇拥一团的来犯之敌,万箭齐发,匪徒纷纷倒下,匪徒见势,即刻回头逃窜。清各部营士兵策马向前,以一挡十,拼命追击溃敌,犹如猛虎下山,将叛敌打退百余里。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追击,歼敌千余人,清军取得了浑巴河战役的胜利,缴获了大量的牲畜、粮食和器械。

   这次战役中,额尔古伦率领的锡伯营官兵英勇渡河首先捣毁了敌人的河防,为清军全面出击扫除了障碍。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保卫阿克苏城立下第一军功。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对额尔古伦赞不绝口,还特意向道光皇帝奏闻额尔古伦率锡伯官兵在浑巴什河打胜仗的情形。接着道光帝谕长清存记额尔古伦等的功绩之处.

    浑巴什河是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它的胜利为迅速光复南疆西四城奠定了基础。张格尔从浑巴河败退后,抢先占领了柯尔坪,设重兵防守,企图阻止清军向喀什葛尔进发。11月清军与匪徒激战,歼敌3000余人获得大胜。这次战役中锡伯、索伦等营官兵又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起了很大的作用。清军清除柯尔坪敌人后,即准备收复喀什噶尔。

   阿克苏城成为清军平叛的大本营,集结疆内外清军3.6万余人,次年33日清军主力2.2万人从阿克苏出发,长驱直入,于322兵临喀什噶尔城下。

   张格尔在喀什葛尔集聚叛军10万,大修工事,企图负隅顽抗。326晚分三路发起对喀什噶尔的总攻。张格尔于洋达玛河南岸列阵,放炮抵拒,清军亦用连环炮轰击。“清军乘夜屣渡,直压贼垒,贼披靡。”次日黎明,叛军大部溃败,参赞大臣杨遇春部扼守回城要隘,额尔古伦率锡伯、索伦营兵协同固原提督杨芳等分围四面,奋勇冲入,首先克复了喀噶尔城,继而又克复了回城。张格尔及其亲随数十人仓皇出逃。喀什噶尔战役是平定张格尔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著名战役。

    喀什噶尔大捷之后,额尔古伦向长龄杨遇春请战,愿率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营千余官兵收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三城。得允后率兵出发,长龄唯恐有失,又派吉林索伦轻骑殿后。

    额尔古伦兵至英吉沙尔,叛军见大势已去,开城门投降。接着直捣叶尔羌,城内维吾尔族民众唯恐城破,玉石俱焚,遂抓捕叛酋10余人献于军前。额尔古伦收复叶尔羌之后,又向和田出发,和田距离叶尔羌千余里路,途中多戈壁荒滩,行军极为不利。额尔古伦吩咐兵士多带干粮、饮水,马不停蹄昼夜急行终于到达和田,在维吾尔族民众配合下,生擒了张格尔堂兄和田玉雅库甫等贼酋.但安集延头目爱玛尔阿里,喀什噶尔头目玉努斯,在排拉满地方仍负隅顽抗,如蜂云集,齐来围攻,额尔古伦率官兵拼力拒敌,正难分胜负之际,恰有吉林索伦轻骑赶到,清军四面夹击、枪炮齐发,大败叛匪,于4月间,迫降成功。清军进入和田城,道光帝大悦,赐额尔古伦“恒勇巴图鲁”名号。至此,南疆西四城均得收复。

张格尔逃出喀什噶尔之后,已成惊弓之鸟,一直逃到帕米尔高原的深山中。他此次进入帕米尔后,柯尔克孜诸部都尽量避免同他接触。张格尔势孤力单,生计日益紧迫。1828年春节前夕,张格尔趁春节年关,收罗党徒500余人企图乘清军年关疏于防范之机,潜入境内抢劫。这是张格尔第四次入卡作乱,清军6000人早己张网以待。当匪徒逃向阿尔古庄时,维吾尔民众持械极力抵抗,使匪徒不能立足,张匪在阿图什一无所获,便由原路逃窜。清将杨芳分兵三路星夜追击,锡伯营总管恒勇巴鲁图额尔古伦也带领锡伯、索伦勇士追来,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清军追及贼尾,马步兵士争先兜剿,立毙匪徒200余人。张格尔在前,占据半山,率领马贼百余人迎面阻击,清军排枪抵敌,个个奋勇,人人争先,杨芳先令马队抄及敌后,阿勒罕保,吉尔通阿、苏清阿、庆安等分两路带兵下压。匪力不能支撑,向山沟逃窜。清兵尽力追剿又击毙匪徒有300余人。张格尔惊慌逃入的山谷沟为半截沟,不通山的那边,奔窜不多时,被高山峻岭横阻。张格尔仅余马贼30余人爬山。山高路滑,众匪弃马爬山。胡超、额尔古伦、伊萨克(维吾尔上层贝子爵位)等带领官兵、维吾尔民众六、七十名亦弃马爬山力追,毙贼五名,余贼滚山逃窜复奔大梁。张格尔仅剩余匪十余名,掷石回击。都司段永福,总管额尔古伦、副将胡超各带兵一拥跟追直上。额尔古伦率锡伯勇士奋勇登山,迎面抵着张格尔,匪首张格尔情急,抽剑刺来。锡伯马甲讷松阿(纳达齐牛录人)举一石打击,正中张格尔胳膊,其疼痛难忍。张格尔自知不能逃脱,遂欲举剑自刎。纳松阿急步上前朝他胳膊踢了一脚,剑落了十多步远。张格尔也摔倒面前。时被纳松阿上前压着,接着又一锡伯马甲舒兴阿上来,两人制服了张格尔。其余8名匪徒也被陆续上来的兵士擒捉,连同张格尔均被五花大绑送至大营。道光八年正月初六,张格尔被押送北京,交由刑部审理,因叛国罪,6月被叛处死刑。至此历时八年张格尔叛乱得以平息。因额尔古伦亲率锡伯、索伦官兵生擒张格尔,奉旨赏额尔古伦副都统衔。

   在讨平张格尔之乱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或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或探路、侦察,充当向导,或为清军运送粮饷、军火。在和田与叶尔羌,与清军里应外合,杀死或擒献叛军头目,开城迎接清军。喀喇沙尔(今焉耆)的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人民自备马匹军器组成千人队伍,英勇善战。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人民支持清军搜捕残匪。各族人民承担了军需运输任务,他们翻山越岭、车拉人背,保证了阿克苏三万清军军粮供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军粮全是来自乌鲁木齐和伊犁的屯垦之粮,这样大大的解决了内地运粮的困难,保证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屯垦戍边的成效在此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在清军中的锡伯营索伦官兵,自始自终参加平定张格尔叛乱,锡伯族官兵前后参战就有850名,他们都是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据统计就有116名战死沙场,埋骨异乡,占参战官兵的13.6%。当时锡伯族人口总数约为一万人,每百人中就有一人为维护祖国作出牺牲。道光帝命绘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四十名功臣像于北京紫光阁,其中锡伯族官兵就有四名:恒勇巴图鲁额尔古伦、肃勇巴图鲁德克精阿、侃勇巴图鲁纳松阿、绍通巴图鲁舒兴阿。受到各种奖励的清军官兵达121名,其中锡伯族官兵38人,约占总奖励人数的三分之一。从这里可见锡伯族官兵具有英勇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平叛中牺牲的官兵及获得各种荣誉,受到奖励的官兵们的英雄功迹将永远激励我们把维护祖国统一,反分裂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诺齐台巴阁鲁博勒果苏的事迹

博勒果苏,永图里氏。锡伯营镶黄(今察布查尔县乌珠牛录)人,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出生。因前辈为国立功,本人世袭为云骑尉,在本旗当披甲。道光十八年(1837年)任镶白防御,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镶黄旗佐领,咸丰元年(1851年)升任锡伯营副总管,咸丰九年(1859年)调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副都统衔。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初一,在领队大臣任内,为国捐躯,享年71岁。

博勒果苏精明强干,作战英勇。道光六年(1826年)曾随锡伯营额尔古伦率领的锡伯、索伦营出击征南疆参加了平定张格尔叛乱的军事行动。从道光六年(1826年)秋起近一年半的时间中,与敌交战多次,其中重大战役四次,如“浑巴什河、”“柯尔坪”、“沙布都尔庄”、“喀什噶尔”等战役,博勒果苏都参加了。这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727日伊犁将军上奏:“富隆阿所出佐领缺,拟正之锡伯部镶黄旗防御世袭云骑尉博勒果苏,食俸三十年。喀什噶尔出征一次,打仗十次。。。。。。”该奏文就是博勒果苏参加平定张格尔之乱的佐证。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7月底,以卡塔条勒、倭里和卓为首的七和卓发动叛乱,史称“七和卓之乱”。七和卓从浩罕出发,纠集1000多个精壮骑兵,先后突破图舒克塔什卡伦和乌帕拉特卡伦,一路烧杀劫掠,到达阿尔图什庄(今阿尔图什县小阿图什村)胁迫大批维吾尔居民叛乱。91日,叛军集中马队三、四千人,步兵两、三千人向喀什噶尔猛攻。叛军攻占喀什噶尔回城后,一面轮番进攻喀什噶尔汉城,一面分兵窜犯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一时气焰十分嚣张。清朝于9月间授陕甘总督布彦泰为定西将军统兵驻扎在肃州,并授奕山为叶尔羌参赞大臣,从伊犁察哈尔、锡伯等营抽调官兵,越冰岭,赴南疆救援。并命原在关内待命的由台勇统甘州、凉州、肃州三处官兵3000余人悉数出关,以作奕山后备。并命伊犁、乌鲁木齐、喀拉沙尔被征官兵加速前进,命令前锋出奇制胜,先用奇兵绕至敌后,截其退路,再用大兵从大路进攻,声东击西,首尾夹击,总宜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戮。。。。。毋令纷纷逃逸,致贻后患。

921,奕山所率伊犁察哈尔、锡伯等营官兵到达阿克苏。1011即向巴楚进军。三天后,由乌鲁木齐提督诚王所率第一批官兵435名,也随之从阿克苏起程,围攻巴楚的叛军,闻风逃窜。1020,奕山和成王先后抵达巴楚。当时聚集在此地的兵力己达4800名,这支军队挨台搜索残匪,廓清道路,使巴楚及由巴楚到喀什噶尔、叶尔羌的所有军台基本畅通。111,奕山从叶尔羌向英吉沙尔进军。当行至科科热瓦特时,与叛军激战,生擒叛军80余人,伤毙敌军千余人,缴获枪炮刀予、驼马帐房无数。取得一日之内三战叛军,以五千之师抵两万之敌的胜绩。科科热瓦特战役,是这次平叛的关键一战,从此叛军一蹶不振,再没有什么大的战役。博勒果苏所在的部队继续向英吉沙尔进军,在离城30余里之苏噶特布拉克,打退了叛军数千人的突袭,解了英吉沙尔的重围。118,收复了喀什噶尔回城,并解除了汉城重围。到此,“七和卓之乱”平定。

在科科热瓦战役中,锡伯族官兵出生入死,与叛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时任锡伯营佐领的博勒果苏奋勇杀敌,立了大功。

伊犁将军奕山在拟将博勒果苏补放总管折的附件中称:“舒兴阿所遣副总管缺,拟正之锡伯部镶黄族佐领世袭云骑尉诺齐台巴图鲁博勒果苏,食俸饷三十五年,道光六年,喀什噶尔出征一次,打仗四次。二十七年出征喀什噶尔地方,与敌打仗不避刀刃,经军务参赞大臣奕山保奏,赏赐“诺齐台巴图鲁”(蒙古语意为特等英雄)名号。拿贼巡查边界等出差二十次,补放总管拟陪一次。现年53岁锡伯,马步箭平。

“七和卓之乱”被平定后,博勒果苏也随部队回到伊犁。咸丰元年(1851年),博勒果苏升为锡伯营副总管。咸丰九年(1859年),调任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赐副都统街。

博勒果苏赴塔尔巴哈台上任时,带长子、次子同去。他到任后,同当地各民族团结一心,加固城防,操练兵丁,每年数次带领所属官兵巡查卡伦,加强边境地区的安全。咸丰十一年(1861年),伊犁将军明绪奏文称:“顷将派出领队大臣博勒果苏,锡伯佐领委营长塔清阿等巡查卡伦之处业经谨奏。今领队大臣博勒果苏巡查北部各卡伦,于五月初一日行至辉迈喇虎卡伦,会科布多所派候补笔贴式鲁祥。各自查看所属卡伦,将向卡伦侍卫官兵等应教明,应严禁之处,皆逐项开导交待。再锡伯佐领委营长塔青阿将南部接伊犁地界之沁达兰等卡伦亦悉巡查。。。。。。各自俱报。”

 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南北疆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一些原清朝官吏、巴依地主和宗教上层纷纷乔装打扮,钻进起义队伍,篡夺领导权。他们鼓吹所谓的“圣战”,迷惑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煽动民族仇杀,建立分裂割据的封建政权。当时塔尔巴哈台的情况就是如此。

塔尔巴哈台回民在同治二年(1863年)同治三年(1864年)上半年曾经两次酝酿起义,都被当地掌教阿訇石金斗破坏。石金斗因此得到清政府的赏赐,先后给以六品顶戴和五品顶戴。8月中旬,回民200余人聚焦城外,准备起义,又遭驻防之署理米庆,捕杀驱逐。但是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苏玉得领导的回民起义爆发后,石金斗和米庆眼看不能扑灭烈火,为保全身家性命安全,立即转变立场钻入起义队伍,篡夺领导权,并率领起义队伍攻城。领队大臣博勒果苏毫不畏惧,率官兵守城,多次击退起义部队的进攻,使塔尔巴哈台和台站暂时得以保全。

石金斗和米庆吃了败仗,并不甘心,又一次纠集数万之众,乘官兵不备,寅夜蜂涌入城。博勒果苏带领守城官兵仓促迎战,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敌人攒击城外,又一次保全了城堡。但经此一仗,军械库被抢劫,兵员大减。石金斗和米庆见攻城不下,遂生诡计,提出与清军在城下议和,要参赞大臣锡林、领队大臣博勒果苏等到城外礼拜寺谈判。三日后,锡霖、博勒果苏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部分官兵前往礼拜寺,同去的还有博勒果苏的长子(协领)次子(佐领)。博勒果苏走进礼拜寺内细观四周,见礼拜寺内四周墙边都有围屏,其中隐隐见有人活动,明白了其中有鬼,立即向其它随员使眼色,以示警惕,然后走近石金斗身边,寸步不离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议和开始后,博勒果苏义正言辞谴责石金斗和米庆:“政府待你们如此宽厚,为什么叛变?”米庆、石金斗本无诚意,吱吱唔唔周旋应付。博勒果苏又对石金斗、米庆说:“谈判之事怎么样啦?”石金斗哑口无言,只见他用脚掌叩地三声,突然从博勒果苏身后伸出一支长矛直刺他背后。博勒果苏眼明手快,当即接着长矛稍一用力便把矛杆从中间折断,随即掉过手来,持矛瞪目大骂,将石金斗刺死。这时礼拜寺内乱箭飞舞,犹如雨点,博勒果苏的两个儿子保护着博勒果苏和锡林二人想冲出礼拜寺,但叛匪将礼拜寺团团包围,锡林和博勒果苏的两个儿子乱箭倒地牺牲。

博勒果苏挥舞宝剑冲向敌人弓箭手群中东砍西杀,冲到礼拜寺院大门一看,门早被桌椅、木头等堵死,无法冲出重围。回头一看,随从人员绝大部分己被乱箭射死,身边只有侍卫阿明巴图(索伦营人)和米阿里(锡伯营纳达齐牛录人)二人。博勒果苏大声嘱咐二人赶快冲出重围去科布多台站告急。等二人冲出大门后,博勒果苏因血战半日,己精疲力竭,只觉得眼前一黑,晕倒在地。这时米庆看到博勒果苏倒地,想割取他的头颅报功,进门慢慢移步走向博勒果苏身边,博勒果苏出其不意地刺出剑,正好刺中米庆腹部,米庆倒地而死。叛匪见这一突然变故,谁也不敢靠近,用乱箭将博勒果苏射死。

同治四年(1865年)元月27日,博勒果苏为国尽忠,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侍卫阿明巴图和士卒米阿里受博勒果苏重托,奋力冲杀,阿明巴图善开硬功,百发百中,他同米阿里奋勇冲杀,射杀追赶的叛匪多人,终于冲出了重围,到科布多台站报信。两天后,阿里在途中累死,阿明巴图饥渴难忍,疲惫不堪昏倒在地。醒来时见一只饿狼围着他转,他起身射死了饿狼,饮了狼血,精神才稍得恢复。他牢记博勒果苏的嘱托,肩背死狼,饿了生食狼肉,昼夜赶路,至第六日遇到一个牧羊的蒙古人,牧羊人将他领至家中,才得温饱。他恢复了体力,终于抵达科布多台站报告了塔尔巴哈台失守的消息。科布多清军得到了达尔达木图金矿总头目刘广厚及阿尔泰蒙古族喇嘛根噶扎勒参部队的协助,收复了塔尔巴哈台。从此,塔尔巴哈台与霍博克萨里(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库尔喀喇乌苏、精河联成一片,成为清军的大本营。伊犁将军荣全也把将军行营设在塔尔巴哈台,行营所属的包括察哈尔、锡伯、索伦、汉等营士兵开垦田地,囤积粮食为左宗堂平叛大军人马储备粮草,并配合平叛大军收复玛纳斯南北二城。

不仅博勒果苏为国捐驱,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为国殉难。只有在老家,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村务家的三子,留下了今天这一脉子孙后代。博勒果苏壮烈牺牲后,同治皇帝颁旨在其殉国地点塔尔巴哈台,为其建立祠堂,以示旌表,两次敕封博勒果苏为“敬候”和“辅国公”。其妻哈斯胡里氏封为“忠义烈妇”并在博勒果苏原籍镶黄旗(乌珠牛录村)西门外永图里氏家族墓院大门至博勒果苏墓前摆列石碑、石桌、石香炉一对和石羊等旌表物,以示纪念。

    后人被博勒果苏的爱国热忱、为国捐躯的精神所感动,有位无名氏曾写诗赞颂,其诗曰:

      宁为玉碎不瓦全,死得其所重泰山。

不为功名和富贵,屈身鸿门报国恩。

英明威慑镇夷敌,名扬边陲后人忆。

永垂不朽载史册,垂留传记振后裔。

原来这是一首藏头诗“宁死不屈,英明永垂”。博勒果苏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保卫祖国领土、反对分裂,不怕流血牺牲的斗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把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斗争进行到底。

戍守西北边疆是锡伯营人民的神圣职责,他们世代坚守卡伦、驻防台站。每当烽烟漫古道,铁马冰河戍边关。总是锡伯族官兵领先冲刺在前,奋勇杀敌,多少英灵,魂断边关,血肉之躯埋骨西北边疆,锡伯族人民为西北边疆人民的安宁,维护国家统一,防御外敌入侵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在19世纪6070年代在战乱和外敌入侵中,兵连祸结,国破家亡。此时,锡伯营面临生死存亡,也可以说是亡种灭族的危机,锡伯族人民是怎样殷守锡伯营这份国家领土及全营二万人口得以免除灭亡之祸.

 

 

第四章 建威将军十八

 

    这里所说的建威将军是指是指一百年前清朝光绪年间,新疆伊犁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他在遇害后被清廷追封为建威将军。而十八年(1864年——1882年)指的是喀尔莽阿生前从政活动的十八年。

那么,喀尔莽阿是何许人物?有什么功德?在遭到杀害后要追封为建威将军,又在京城为他树碑立传呢?即使在现在,人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著文称他无愧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喀尔莽阿是1817年(嘉庆22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地区锡伯营正白旗(今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依拉齐牛录)。

先祖阿尔彬昌,祖籍:辽宁沈阳市黄家乡岳土屯,祖父阿尔斯郎,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随军西迁伊犁戍边。

喀尔莽阿与当时的许多锡伯族青年一样,从小习武射箭,20岁时入选披甲服军役,后任正白旗空蓝翎。在服役期间他多次参加巡查边境等军事活动。1855年(咸丰五年)在他38岁时任锡伯营镶蓝旗(今察县扎库齐牛录)骁骑校。1858年(咸丰8年)714日任锡伯营正白旗防御,授带翎顶。第二年授任章京。1864年(同治三年)十一月四日代理锡伯营副总管职务。第二年五月逐级升任代理锡伯营总管,继而被正式任命。1871年(同治10年)被清廷任命为暂领锡伯营领队大臣,兼管伊犁察哈尔、索伦、厄鲁特等各营的军政事务。1881年(光绪7年)三月被正式任命为察哈尔领队大臣。188246日遇害,享年65岁。

从喀尔莽阿的简历可看出,他的活动时间在咸丰、同治和光绪三朝。作为清朝边防部队的锡伯营,其主要职责是驻守卡伦、戍守台站。其次是垦荒生产。这就决定了喀尔莽阿一生主要从事戍守连续,防御外敌入侵,平定内部分裂势力的活动。这里着重谈到的是喀尔莽阿遇害前十八年(17641882)的从政活动。这十八年,正是19世纪6070年代新疆战乱和外敌入侵中。新疆各族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十多年的战乱、屠杀之后,人口大批死亡、逃散,野皆暴骨,田园荒芜,残存凋零。伊犁地区是重灾区。因为伊犁是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中心,伊犁将军府所在地。那么此时、此地的小小的锡伯营人民怎样面对现实?有什么抉择?还能有什么作为吗?现将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和锡伯族人民在这一时期相关资料整理介绍也下。

 

           (一)  民族存亡 生死一念间

(一)

在同治三年(1864年),从库车开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清烈火遍及天山南北。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大部分被摧毁。但在起义的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取得胜利之时,一小撮反动宗教头目、封建势力乘机夺取了领导权,建立了一个个割据的地方政权。同年10月,在伊犁,回、维吾尔族群众武装暴动其领导权被封建农奴主和反动宗教头目篡夺,举起伊斯兰旗帜,进行圣战,分裂国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苏丹汗国”。煽动民族仇杀,使无数异族百姓惨遭杀害,血肉四溅。昏庸无能的伊犁将军明绪,被这突如其来的战乱弄得晕头转向,吓破了胆,象乌龟一样缩进惠远城里不敢露头,只是一味地指令锡伯、索伦营出兵相救。

为了保卫祖国的统一,锡伯族人民动员了全部人力、物力来反抗“苏丹汗国”的分裂阴谋。锡伯营官兵闲散从战乱爆发的那天起至第二年秋止,近一年期间,先后多次派出官兵闲散近万人次几乎占当时本民族人口的一半,前往伊犁河北惠远、巴彦岱等城,参加外围战,阵亡官兵、闲散4000余人。与此同时,陆续把锡伯营八个牛录公仓和私人的储粮中,调运粮食约96万斤及牛、羊、猪、鸡、鸭、军械、草料等不计其数,统统运送到惠远城,无私地支援了那里的军民进行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同治四年(1865年)秋收时节,“苏丹汗国”大军万余人,突然南渡伊犁河向锡伯牛录猛扑过来。临危受命刚刚由付总管提升为总管的喀尔莽阿遣人飞速呈报将军出兵救援。一面传令八旗及各处巡防队严加防守,并将各旗枪炮火药迅速准备停当,听候调用。八月初一巡防兵来报苏丹军对二牛录攻击激烈。喀尔莽阿令八旗调集六十岁以上的所有老弱披甲、闲散以备进剿外,还令五、七牛录将所有人口及牲畜迁入六牛录围墙之中。“苏丹汗国”大军来袭,首当其冲遇害的是城堡郊外牧工被杀尽,马、牛、羊全部被掠走,牛录城堡外的庄园财物被洗劫一空,房屋及周围待收的庄稼也放火烧尽。闻风躲进城堡的人幸免遇难。紧接着苏丹军团团围住寨牛录城堡,水泄不通。牛录军民男女老少千余人齐动员,立即投入抗击敌人守卫城堡的战斗。日日夜夜与敌人浴血奋战.各户中身体强壮的女青年和妇女们是女扮男装上城墙抗击敌人,其余体弱妇女做饭、送饭,照看伤员,老人。小孩搬运石头、运土块、木棒、铁叉、锄头、镰刀及引火用的柴草等,把能用作武器的的东西送上城墙。敌人停止攻击的间隙,他们还要抓紧时间抢修加固城墙,掩埋阵亡同胞尸体,制作简易武器等。敌军围攻甚急,军民抗击更加顽强。英勇善战的牛录官兵连日多次出城迎击敌人,击退敌人数次,但因敌众我寡失利伤亡惨重,阵亡达400余人,各牛录援军500多人半路遭遇敌人埋伏展开白刃战,因敌众我寡全部阵亡。从此,牛录官兵只好退入城堡,困守孤城。此后经多日守城激战,牛录军民弹尽援绝,箭矢、石头等也都耗尽。正一筹莫展之时,有人想出主意,用煮南瓜汤和开水灌烫爬云梯上城墙的敌兵;引火焚烧头顶麦捆爬城墙的敌;烧烟火呛挖地道进城的敌人。。。。。。困守孤城的锡伯军民,以坚强不屈的精神,用尽一切办法与敌浴血奋战,一次次击退敌人,毅然坚持困守孤城,“苏丹”大军围攻牛录十多日后还是未能攻破城,敌军锐气受挫,士气一蹶不振,其伤亡比牛录更为惨重,加之“苏丹”军急于脱身调兵攻破惠远城,不想恋战,硬打下去,想尽快停止战事,于是要求谈判议和。派人通报给牛录称:“现在你们的大军己无来救的希望,目前你们都得要死,听从我们的话,如此我们说和就停止战事。否则,我们各军立将你们的城墙攻破,不留一人,全杀光。”该牛录官兵及老少人等均己疲乏至极,仅有枪炮数支却不见接济子弹、火药,势难再事支持,看情形将至城陷之危。牛录老少听闻“苏丹”的话,尽管无可奈何,也没一人投降。“苏丹“头目攻城甚急,守城数人被“苏丹”军枪杀,也不见牛录人出面说和。苏丹头目凶相毕露,惨无人道的将此前抓去的该牛录九人就在围墙之前砍杀。他们的父母、妻子看见都呼天痛哭,人心惊慌,不知所措。当即,牛录老少共同商议,暂为顾全性命,只好答应议和。于是苏丹军又围攻八牛录,用大炮轰击作战一昼夜。八牛录老少听闻二牛录说和之事,无计可施,亦与苏丹议和。从八月初二,牛录被围攻,营总管喀尔莽阿曾几次派兵救援,终因敌众我寡,战有几个回合,救援官兵为之失利,阵亡500余人,折戟围墙外。此时,苏丹军正在麋集二牛录城外攻击之际,又据一、三牛录陆续报称:现在起事者二千余人来战,我们两牛录老少全行出击迎敌作战,其它妇女儿童均纷纷固守围墙等情况。喀尔莽阿令佐领穆伦布带领该两牛录官兵回去救援,并将该两牛录人口迅速迁入四牛录围墙之中,以便共同戮力防守去后,又据五牛录报称:起事者钻入我们牛录放火,兹将所有妇女、儿童均收集仓房院内防守,请速派兵救援等情况。据此,喀尔莽阿派人飞报领兵大臣额腾额,其立即派遣佐领,骁骑校等员带兵二百人前来该牛录。起事者见援军来到,正拟逃走,被官兵追杀,千余人过河远逃。这样五牛录尚未迁移之老少儿童十数人被害及将收集在公仓内妇女儿童均在中夜迁入六牛录,而七牛录人口早己迁入六牛录围墙之中,只数人被害。其它房屋一切物品均被焚烧,牲畜及各种财产皆被抢劫一空。自八月初七以来不见一、三、四牛录来人,究竟如何情况,亦难知悉,喀尔莽阿迭经派人探听消息,毫无确信。想在四、五牛录间遍地是围攻的苏丹军,故人马不能通达消息,而派人访探,只听苏丹军围攻二牛录枪炮和喊杀之声,二牛录方面又不能来人,难得实在消息,且本营所有老少披甲等力量尤为薄弱,及枪炮、子弹、弓箭等军器亦均己用尽,喀尔莽阿在此情况下无法可施,正在焦虑之际,于十一、十二日苏丹军从二、八牛录方面过来猛攻六牛攻围墙。当喀尔莽阿派出马队迎战苏丹之前队,一面令老弱妇女及十岁以上之儿童全行登城堞上投石抗击攻城之敌,且马队舍命死战才使敌人退却。此时苏丹军遍地盘据,东西各牛录人马不能通达消息。于十三日由二、八牛录方面有大队的苏丹军来至六牛录围墙前排兵布阵,又不开枪射击。只见在救援二牛录战事中,被捉去的六牛录常河等数人至围墙外喊话,方知二、八牛录与敌人说和,己陷敌手。喀尔莽阿听闻此事,若头上霹雳一样,晕倒在地,许久,心始稍定,究竟不知如何是好,迫不得己召集五、六、七等三个牛录的老人们共同商议,并向众人说:目前二、八牛录己与苏丹军说和,我们都是历代蒙爱国家之恩,经过太平日子以至于今。现被苏丹们逼迫投降,何以报答朝廷,又有何面目面对我将军、参赞?说罢即欲拔剑自刎。

各位老人忙上前制止都劝说:“总管若如此短见,我营二万人口之命休矣,且国家之领土也不能恢复,以至失败大事。”

喀尔莽阿闻听劝言,始心中觉悟,即向众人说:你们赶快去见苏丹头目,让他们暂缓数日。此时喀尔莽阿迭经传令官兵闲散等严加防守各门,只待大城援军之到来再拟定计。可形势越来越严重,苏丹军堵截牛录水渠,不许滴水流入城中,三个牛录人口以及各种牲畜数千生灵在城中受困,二日未得杯水下咽。如斯形势所迫,进退两难之际,八月十四亥时,遣去大城之士兵回来,奉到将军、参赞扎文及手谕内开:该营贼势甚众,万难抵挡,官兵即可看势做事,如似二牛录暂行伪和,亦合本将军之意。此皆该总管等以大事为重。如苏丹军来战,六牛录时,该总管务必看势办理。。。。。。文中又无再行加派官军前来救援之语。喀尔莽阿更加万分焦虑,且目前窘迫之状不啻涸辙之鱼,如再不得救援之力,必陷苏丹军之计。全营之存亡,只在旦夕。

八月十五日早晨,苏丹军大队人马又来围攻,放炮轰击,并闻快来人说话等语,喊话不绝。喀尔莽阿见敌军对锡伯营势在必得,诚恐至失大事,乃随机暂行变通办理。值此时也然上畏上天灭亡之威,中恐受将军参赞付托之重,不能安民保土,若一旦锡伯营两万人口致遭涂炭,何以报答将军参赞知遇之恩?喀尔莽阿系微职,只留蚁命而未尽忠者,即在我大军及额鲁特官兵救援之前,暂行引诱牵制以缓解敌人凶暴之气,只得保全锡伯营人口,不致辜负信托之重,而国家之一分领土亦得免蹂蹒之祸。遂遣老人闲散前往敌方说和。去后不久,随即苏丹军来至围墙前喊话,务必总管要亲自出来,否则我们决不接受说和。立即出动大队动手攻灭你部等语。

喀尔莽阿再三熟思,现己遣人提议说和之事,今若不亲自出去说理,诚恐有碍大事,遂领三个牛录老人闲散人等直入苏丹军中去见其头目。据该头目说,我们过河来战,原为歼灭你部而来者,今闻南山一带我们的缠民说,你们尚在太平时节,与我们合伙种地,我们缠民不能缴粮之时,曾经你们帮助粮食甚为和好,并无仇恨,请将锡伯营人口饶免歼灭,并与我们合作很好等语,于此可知,我们两边原来都是自耕自食,亦无仇恨也,是以我们与二、八牛录说和办理了说和相关事宜。今日特来问你们,如真与我们说和,即将总管之关防以及军器各种物件全行送来,如不听话,当即杀你,攻破你们围墙等语。当时喀尔莽阿左思右想,若违他们的话,不交出关防军器,自己可效忠一死,保全名节,但眼看两万生灵皆遭涂炭,万劫难复,是以即将此种物件暂行移交他们,引诱牵制真能保全我全营,待我国家大军到伊犁扫除叛逆者,其时亦可得我之原壁。此不过似取之于内仓而存之于外库也。当时向他们头目说:“今我们被你们逼迫,始行说和之事,然而现在我有三件事请你解决:

一、  本营官兵不能帮助你们与清朝官兵作战;

二、  不改旧有官员制度,仍照清朝八旗章程遵行;

三、  不改我们的礼教。

 此三件事你们接受时,始将关防军器等件交给你们说和。如此三件不接受,逞强逼迫,不能和好,宁可死在此地!

苏丹军头目此时也急于与锡伯营停战。一方面由于广大维吾尔民众反对屠杀锡伯族百姓,一些友好的维吾尔人士为议和奔走呼吁,努力促使和谈成功;另一方面,苏丹头目争权夺利,怕出现内讧,更怕锡伯营战事拖久了,将难于应对南疆亲英的阿古柏割据势力越过冰大板(山口)前来进攻,所以苏丹军首领就顺水推舟爽快的说:就按总管所提条件办理吧,答应了喀尔莽阿的要求。由于上述诸因素,议和得以达成,锡伯人保住了性命,保全了锡伯营。

此后,于八月十六日才有头、三牛录各官员闲散前来报称:自八月初七日起,我们两边不能通信,起事者分队攻击各牛录老少防守围墙,马步官兵迭次出队迎战皆失利阵亡三十余人。我枪炮、火药等件亦少,兵力薄弱,不能抵挡,派人飞报将军,总管救援。初九、初十援军陆续到来,苏丹军见到慌忙逃走,我军追杀四十余人。初十乘停战间隙,将头、三牛录人口迁入四牛录围墙之中,当转移四、五十户,苏丹军又来攻击。我官兵老少共同冲出迎击,杀敌二十余人。我几人受伤,战至日落时分,敌人始收兵。我官兵进城固守。次日苏丹军大队人马激增又前来布阵,喊话,牛录官员老少听闻,二、八牛录确己说和之事,各牛录官员及老少共同商议,我兵力疲乏异常,子弹、火药也用尽,无力抵挡,现在事己紧急,这样一、三、四牛录先后与苏丹军说和。

此次苏丹政权出动万余人马南渡伊犁河的军事目标是想除掉锡伯营。因锡伯营是苏丹大军他们久攻不下惠远城的最大障碍。他们想置锡伯营于死地。采取东西两面夹击,分割围剿而歼灭的战法,使锡伯营各牛录首尾不能相顾。在敌众我寡、弹药耗尽、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从二牛录说和到最后六牛录总管出面与苏丹政权头目达成议和,才保住了锡伯营人的性命,也保全了锡伯营(伊犁地区被苏丹政权统治后,唯有锡伯营保存了清朝八旗制)。想当时,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的生死抉择,情系民族存亡,国家安危。实践了自己的承诺:留蚁命,尽微官之职,达到保土安民的目的。

锡伯营与苏丹政权议和之后,喀尔莽阿回到六牛录,望金阙叩首,泪流满面,内心纠结之苦,谁人理解:议和之举是变节叛国?还是为国保民?看历史,当代,今人自有公论。

1865815日至1866年元月22日这段时间中,喀尔莽阿受明绪之托为了拯救伊犁各族十五万生灵,努力促使伊犁将军和苏丹政权的和谈。

815,苏丹政权迫使锡伯营议和后,就集中兵力进攻惠远城。明绪深感无力应对,便想以和谈换生存。816,派人持函到锡伯营令喀尔莽阿到苏丹军头目那里疏通和谈渠道。当时惠远城满汉两营官兵及民兵不足三千、索伦营官兵因该营驻地有敌情,皆己返回防区,又因霍尔果斯运粮车辆在途中几次被苏丹军拦劫。惠远城中粮食短缺,己发生粮荒,喀尔莽阿伏思清大军一年之久无消息,察哈尔营也迄今不来救援。大营兵单,城内空虚,情况危急。喀尔莽阿当即赴宁远传达了明绪来函的内容,又以好言劝说苏丹政权之掌权者:“我伊犁地区各族民众过太平日子已有百余年,互相并无深仇大恨,应停止干戈,互不吞并、加害,照常例平安共享太平日子使伊犁地区几万生灵免遭涂炭之灾,和平共处、互相友爱、自耕自食不是很好嘛?”可是苏丹政权头目认为明绪派来谈和的官员级别低,最后提出一定要明绪将军出来面谈和好之事,明绪胆小,不敢赴约,苏丹头目极为不满.苏丹头目又提出两条和谈条件:一、将伊犁九城分为三片,由尚开特、马万信、明绪各治三城。二是将伊犁将军下各官职也同样分成三份由上述三方分权。

显然这是借武力向伊犁将军讨价还价、要官、要地盘,因事关重大明绪未能做主。之后,谈判代表与苏丹头目虽然也有过几次交涉,因不能满足苏丹政权头目的无理要求,始终未能达成和好协议。

这时惠远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兵乏粮尽,人畜饿死者甚多。此时喀尔莽阿派本营士兵数人驮粮暗送去老城,至半途中送粮人被苏丹军队抓住打死。尚开特马万信认为锡伯营在给老城通风报信,带领大队要攻灭锡伯营,喀尔莽阿用好言相劝,送给重礼才未出兵,锡伯营得以保全。

十一月十三日,喀尔莽阿得知苏丹军头目借口与老城北关遣犯有仇,要出兵消灭之,这样老城亦难保,喀尔莽阿以种种仁义劝说苏丹军头目,他们是置之不理。将老城北关所有遣犯完全杀绝。且在城北驻扎下来。

同治五年(1866年)元月七日,苏丹头目将喀尔莽阿等锡伯官员关押起来,又提出与老城和好,要互相交换人质。明绪送去了人质,于是老城与苏丹兵营间,有兵民往来,显示出和平景象,实际上苏丹头目内怀诡计,麻痹老城官兵,暗中准备攻陷老城,派许多士兵挖地道至老城墙下埋下炸药。

1866年元月22日夜,苏丹军点燃火药,一声巨响将北门一带城墙炸出了几丈宽的洞,大批苏丹军冲入城内,一夜间全城玉石俱焚,全城官兵及各族人民数万之众己成灰烬。伊犁将军明绪自焚身亡。喀尔莽阿听到这一噩耗不知本营未来如何?不胜惶恐之至。

喀尔莽阿是竭尽全力真心诚意的在伊犁将军和苏丹头目之间斡旋协调,希望双方议和成功,为的是力使伊犁地区的和平及数万各族民众免遭战火涂炭。然而他的努力辛劳付诸东流。因为喀尔莽阿全然不知谈判双方是各怀鬼胎,毫无谈和诚意。明绪深居简出,不敢出面赴约和谈,只想用缓兵之计等待大军来救援,却不知远水灭不了近火的形势。而苏丹头目却诡计多端,依仗势众是急于攻下惠远城。然而和谈双方表面却都大谈议和高调,所以这在他们之间是不可能找到和平的。

苏丹政权攻占惠远城后才让喀尔莽阿等人回锡伯营,这样在伊犁地方自发生军事以来数年之间,伊犁巴彦岱、大城、霍尔果斯等三城前后均已失守,城内军民均遭涂炭。绥定、清水河、芦草沟、塔勒奇、城盘子等五城相继说和。其他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营也先后说和,惟独固尔扎一城为起事者巢穴。著名的伊犁九城由于苏丹头目们争夺权利而互动干戈,他们鼓吹宗教狂热制造的民族仇恨,胁迫各族群众相互厮杀,各族群众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乡,伊犁地区人口减半。锡伯营由于与苏丹的政权有条件议和,锡伯族人口虽有损失,但不太严重。但是由于苏丹头目们在之后统治几年中,锡伯族军民被迫不止一次地参与他们内讧争斗,特别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维吾尔族与回族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中,锡伯族军民在被迫卷入后造成不少人员伤亡。在这期间,锡伯族军民不仅拿不上过去由清朝政府发给的俸饷银两,而且还要承担苏丹们摊派的各种赋税和徭役,负担倍增,经济严重倒退。广大群众因饥病而死者不断,造成锡伯族人口由战乱开始两万多降至1.3万人左右。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每思惠远城失陷嗣后本营不至如何?丧失国家依靠,如迷路的羔羊,去向何方?喀尔莽阿是苏丹政权统治下保留锡伯营的总管,为求援兵三番五次呈万字奏书派人赴京。只因道路阻塞,查无音信。此时的锡伯营,犹如海上风雨中漂摇的一页小舟,靠不了岸,也进不了港,随时都有被风浪打翻而覆灭的危险。

伊犁苏丹头目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对各族民众实行暴政。该政权以伊斯兰教义作为典章制度,恢复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宗教完全参与政治,操纵民众生活,广设宗教法庭,残酷迫害各族民众,对信仰不同的民众,不分清红皂白予以攻杀。如攻占惠远城中,尚开特下令屠城一天,许多平民枉送性命。不久,反动头目竟然强迫锡伯族信仰伊斯兰教,剃发改服,不让他们养猪。当锡伯族人民表示坚决不接受伊斯兰教时,尚开特又下令要杀尽锡伯人,派出两股队伍,一股部队由努尔顿.尚别克(尚别克为官民)率领抵达锡伯营八旗西边的一、三牛录,只等另一股由哈尔排尚别克率领部队南渡伊犁河,抵达锡伯营最东边的二牛录就同时动手夹击锡伯营八个旗,但哈尔排别克的母亲极力反对杀锡伯人,认为这是违背“胡大”(天)旨意的,大逆不道。但其子不听好言劝告,仍执意行恶。

当哈尔排尚别克驱赶部队渡伊犁河时,将座骑交部下牵着上船,因该马从没上过船,视船为怪物,此马蹲下后,就是不肯上船,弄得大军也动弹不得。哈尔排尚别克怒气冲冲走上前去狠狠抽马背数鞭,那马却忽然爬起,两后腿一踢正中哈尔排尚别克心窝,哈尔排别克惨叫一声,立时口吐鲜血一命呜呼。这股部队群龙无首只好返回原驻地。

但另一股部队仍威胁锡伯民众的生命安全。喀尔莽阿对这股部队的首领努尔顿尚别克和部下如贵宾客一样好生招待,还有礼品相送。但努尔顿尚别克并不买账,毫无退兵之意,喀尔莽阿面对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得沉着应对。他想起自己的维吾尔族的老朋友与锡伯族民众交往颇深的托克鲁克尚别克。事不宜迟,立即派镶白旗五乡人平善骑快马,趁夜到托克鲁克尚别克在南山驻地喀尔扎土。到那里时己是鸡鸣时分,把喀尔莽阿的信呈给托克鲁克尚别克。托克鲁克阅信后大惊,立即传令集合手下卫队五十名和亲信一起急速赶往一、三牛录。托克鲁克还在启程前行文令属下各乡的乡约(相当于乡长)率800个士兵在当日下午前准时到达一牛录的杰林布拉克(布拉克意为泉)一地。托克鲁克尚别克在太阳刚升起时赶到镶黄旗(一乡),会见努尔顿尚别克,质问他:“你何故在此扎营驻兵?”努尔顿尚别克支吾着说“锡伯人曾去老城通风报信,不可信任,非消灭不可。”托克鲁克尚别克说:“你一人做主,可以消灭两万生灵吗?锡伯人世世代代与我们塔兰奇人一起种地自耕自食没有做坏事。你如果想开战,与我一同到杰林布拉克,我的军队己到,我们两方打吧”。

就抓住努尔顿尚别克的衣领拖至院内,向努尔顿尚别克的部下宣称:“我奉命来制止你们打锡伯人,倘若谁不听命,帮助努尔顿打锡伯人我就将他就地正法。努尔顿若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就与锡伯人联合起来,一决雌雄。”

努尔顿尚别克见情势不妙,立即撤兵。这样由于广大维吾尔民众坚决反对消灭锡伯人,终于避免了一场民族间的大仇杀,挽救了锡伯族人民被消灭的危机。

自此,锡伯族人民不忘托克鲁克尚别克的救命之恩,收复伊犁之后,锡伯营之众合力给托克鲁克尚别克之孙修建了锡伯式的五间正房。托克鲁克之孙每到各牛录,人们都尊敬他,赠送好马骑用。

      (二)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锡伯族人民西迁来新疆伊犁百年后,就在19世纪60年代新疆战乱时期,中亚浩罕人阿古柏入侵南疆,占领大半个新疆,可是贪心不足,想染指伊犁且欲占领整个新疆,而沙俄也是趁新疆动荡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领中国西北边疆44万平方公里领土。还是欲壑难填,伺机占领伊犁全境,并以此对付英帝国保护下的阿古柏。沙俄认定当时的清王朝无力恢复在西北几省的政权,更不可能收复伊犁,沙俄此时又有了可乘之机,遂利用新疆战乱局势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

1871年春季,沙俄借口出兵伊犁,受到伊犁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终以伊犁苏丹头目艾拉汗投降,结束了苏丹政权七年的血腥统治,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又陷入了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沙俄残暴殖民统治。当年7月,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才从俄路到乌里雅苏台,会见原曾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将伊犁情况前因后果予以奏闻。上谕命喀署理锡伯营领队大臣,命其关照处理各部营事宜。

沙俄占领了伊犁,为掩人耳目,以代收、代守为名实行军事占领,挨家挨户收缴武器,反复清查反叛者,占领区内采取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强迫锡伯营种鸦片,广收鸦片税。这样做既毒害锡伯人的身心健康,又以此牟取暴利。据清文献记载:俄国占领军在伊犁人民身上强征的税款每年不下数十万两,还有繁重的劳役。

沙俄对我国主权肆意践踏,沙俄占领者强占屯田耕地,向外出租牟利,这等于伊犁各营屯田被占,剥夺各族人民的生计,还诱迫占领区人民改投俄籍。在占领区内实行俄国法律,撤销清政府设在伊犁的一切机构,把中国官吏当成俘虏囚禁起来,对伊犁各族人民任意勒索、残酷剥削,疯狂屠杀和凌辱,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又把伊犁划归为俄国七河省管辖,把新疆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企图长期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当清政府派人交涉时,沙俄强词夺理、拒不交还,可见沙俄的代收代守之说完全是欺人之谈。

美丽富饶的伊犁在苏丹政权和沙俄殖民者的践踏下,人口锐减,田园荒芜,十室九空,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墙秃壁、一片瓦砾。察布查尔等渠都是渠畔被水冲刷多半成沟涧,伊犁原有军屯、民屯、回屯、旗屯,收获甚富。可是兵乱之后,原设屯田现皆荒芜,尤以兵屯旗屯最坏。在伊犁十一年的沙俄,不仅肆意掠夺大量财物,还胁迫伊犁的中国居民迁往俄国,加上被杀和逃亡,人口大幅下降。伊犁是地亩荒芜,耕者不足十分之二。各族人民生活是皆无衣穿,两日一餐异常艰苦。

面对沙俄侵略者的欺凌奴役,伊犁人民勇敢地展开了反侵略反强暴的斗争。当时暂置锡伯营领队大臣、监管伊犁各营事务的喀尔莽阿义无反顾的站在斗争最前列,作为清政府退出伊犁之后唯一的官方代表,他坚持抗俄斗争,与沙俄侵略者进行周旋,一方面对沙俄头目多次交办的事宜,他动员锡伯营官兵坚决抵制,不予办理,如向各营逼索银物、索要户口册籍,喀尔莽阿认为伊犁是大清的版图,锡伯营是属伊犁将军管辖的,因此拒绝将伊犁各营的户口册籍,交给沙俄侵略军当局。

他还带领人民进行抗捐抗税、不纳粮的斗争,与沙俄对着干,另一方面将沙俄的侵略行径重要情报多次及时的呈文秘密派人上报暂住塔城的伊犁将军荣全,从而才使清政府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有关沙俄占领区的第一手资料。

沙俄又以各种手段诱迫中国官兵背叛祖国投降归附沙俄,但在喀尔莽阿等人的带领下,所有占领区的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众,并有晶河图尔巴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沙俄不惜以“散发口粮”为诱饵进行劝降,但伊犁民众和士兵誓死不从、亦不领粮,沙俄的诱降遭到了完全的失败。沙俄侵略者对喀尔莽阿的抗俄行为恨之入骨,竟以伊犁各营对沙俄存有二心为由,非法撤换喀尔莽阿等人的官职,并驱出家门,但喀尔莽阿仍继续向荣全将军汇报伊犁情况。沙俄侵略者更加恼火,将喀尔莽阿绑架殴打看押凌辱,随后又以流放西伯利亚相威胁,喀尔莽阿在侵略者严刑拷打之下,始终坚贞不屈和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也一如既往的领导各族人民继续与沙俄侵略者进行斗争。

沙俄威逼利诱不成,便派兵于1874126日,将喀尔莽阿全家驱逐出伊犁。他从伊犁临走时,仍嘱咐锡伯营其他官员坚持与沙俄斗争,如有重要情报及时禀报荣全,以使清政府继续了解伊犁动向。

喀尔莽阿携家眷投奔到伊犁将军荣全在塔尔巴哈台的行营。伊犁将军荣全在行营中热情接待,喀尔莽阿向荣全详细汇报了伊犁地区被沙俄占领后的情况。荣全再将伊犁情况转报给准备率军西进的金顺将军。

为彻底解决塔城行营、索伦兵民和塔城地区的粮荒,荣全命喀尔莽阿负责领导官兵进行戍边屯垦,在现在的塔城市附近,喀尔莽阿带领投奔而来的锡伯族官兵和当地索伦营官兵、闲散准备耕牛种子、农具等挖渠引水开荒造田,兴办农业,第二年(1875年)为迎接西进大军,又派另一只屯垦官兵,由锡伯营佐领色布西贤率领在今乌苏县车排子等地方从事农业生产,为西进伊犁地区的大军兵马准备粮草。

喀尔莽阿领导农业生产中,与下级官兵同吃同住,穿粗布衣,吃粗茶淡饭,风餐露宿,不分亲疏,奖勤罚懒、战酷暑严寒,四年下来连获丰收,不仅彻底解决塔城地区的粮荒,也就近为西征大军解决了急需的粮草,很受左宗棠赏识,经左氏推荐,喀尔莽阿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并授予副都统衔。

新疆各族人民已饱受了亡国奴的辛酸,不甘心外寇奴役,早就翘首企盼清政府大军早日收复新疆。所以,左宗棠率的各路大军在疆都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因此,清大军所到之处捷报频传,势如破竹。

1876年,金顺将军率领的北路军开始进攻玛纳斯时,喀尔莽阿也派出锡伯官兵由塔城伊犁行营出发,远赴玛纳斯参加攻占玛纳斯南北两城的战斗。在1878年,清进疆的刘锦棠南路大军消灭阿古柏,收复南疆全部城镇,其中包括吐鲁番。而北路金顺将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北疆城镇,又受命进驻玛纳斯一带,随时准备武力收复伊犁地区,这也为收复伊犁的中俄谈判壮大声威。金顺将军要求:“屯田为要务,勘明博尔塔拉及车排子地方适宜屯垦,拟分拨察哈尔锡伯兵前往耕种”,目的是“兴地利而裕兵食”。

金顺将军认为喀尔莽阿忠诚、功劳卓著、老练稳重、熟悉边务。经推荐,清廷在1878226日命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署理察哈尔领队大臣。喀尔莽阿领旨后很快办理好在塔城地区的屯垦事务的交接手续并做好充分准备,当年就率领在塔城的约三百名锡伯营官兵赴博尔塔拉屯垦戍边,为收复伊犁大军的粮草予为储备。

当时伊犁在苏丹政权和沙俄的占领期间,博尔塔拉的察哈尔营十六旗官兵闲散及其家属已被打散,有的逃到深山老林、有的流落他乡,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喀尔莽阿到博尔塔拉后,看到的是遍野无人、冰天雪地一片荒凉。他第一年在现在博乐市地方扎营建房,挖了约二十五公里长的相根布河。喀尔莽阿派人去伊犁购买农具耕牛、种子,又动员伊犁锡伯营的部分兵民来博尔塔拉参加屯垦。还考虑恢复察哈尔营十六旗建制。喀尔莽阿曾派察哈尔的蒙古人乌尔哲布雅到伊犁地区,与伊犁沙俄占领军头目交涉,想召回在伊犁无法维持生活的察哈尔蒙古人,侵略军头目却说:“察哈尔蒙古人生活的很好,他们不愿回博尔塔拉。”那些流浪的蒙古人知道故乡在召唤,不顾沙俄阻拦,纷纷去占领军头目驻地,坚决要求返回博尔塔拉。侵略军头目无奈最后答应了,于是这些受到战乱迫害、背井离乡、穷困潦倒的三百四十余户(约二千人)察哈尔蒙古人,于1878年阴历915日抵达博尔塔拉并受到安置,正式恢复了察哈尔十六旗建制,也有一部分察哈尔人参加了屯垦。

头一年种植的数千亩小麦,因遭虫害,秋后颗粒无收,接着是耕牛染病倒毙不少,在秋冬之交,由塔城索伦营来的锡伯官兵如数返回,留下来的锡伯官兵闲散以及察哈尔蒙古人经济拮据生活艰苦,当时伊犁将军在塔城行营不能按时如数发放官兵的饷银,在深秋时节天气转冷,官兵衣食无着落。喀尔莽阿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衣食住行问题,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捐出自己的积蓄,并变卖了妻子陪嫁的首饰。从俄国购回小麦,当作种苗。

第二年(1879年)经勘查把垦荒地点移往距今博乐市以西五十四公里,屯垦官兵从博尔塔拉河北岸开口,挖了沿河向东方向约二十五公里长的引水大渠,就是现在的“喀尔莽阿布河”简称“哈尔布河”,开垦约万亩良田。大渠水源源流进亘古荒原,在博尔塔拉的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阡陌相连庄稼望不到边的神奇景象。经过四年耕耘,连年丰收,不仅解决了察哈尔十六旗官兵和家属的粮食问题,同时把大量小麦加工成面粉,运储在收复伊犁大军通过的交通要道上,供应给收复伊犁大军通过时所需之粮。解决了大军和各部营部队的一部分军粮,实为博尔塔拉军垦之功。对于喀尔莽阿在塔城、博尔塔拉等处屯垦戍边功绩,清廷曾多次予以表扬。光绪七年三月(18814月),清廷为了嘉奖屯种军粮、收获出力的有功人员,其中正式任命喀尔莽阿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被授领队大臣印信。

喀尔莽阿在博尔塔拉一面组织军民屯垦戍边广积粮草,为收复伊犁维护祖国统一和恢复察哈尔营元气而努力奋斗。同时又深知沙俄之奸诈,蚕食中国领土边疆的野心,预料到会有重新划界之事,恐有国界之争,因此在察哈尔营与沙俄交界的地段上派人埋设界碑。

果然于1878年清军驱散南北疆阿古柏军队,收复了新疆各城镇,唯有伊犁尚在沙俄手中,恢复伊犁谈判自然提到了议事日程。1881224日(光绪七年正月),曾纪泽在沙俄协迫下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虽然收复了伊犁地区,但沙俄强行割据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3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且赔款九百万卢布等,具体勘定边界时,又从厄鲁特营、锡伯营、索伦营管辖区中大大超出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规定,又占领了一些土地,通过签约和勘界,沙俄共割占了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惟独未能从察哈尔营辖区内多占一寸土地。

当时,喀尔莽阿作为察哈尔营防守边界地区与沙俄边界争端谈判的协办,喀尔莽阿看到俄方判定的重新勘定的两国边界地图,沙俄就要割占察哈尔部的十分之八的土地,相当于现在博尔塔拉自治州所辖的整个温泉县和博乐市的绝大部分。喀尔莽阿当即慷慨陈词:“这样看来,你们明显要吞并我察哈尔蒙古部。”接着取出察哈尔部的地图,引导双方官员看边界的标志界碑,口说手指、据理力争,俄官郭尔帕科夫斯基目瞪口呆、无言对答、口服心服,最后把直线改为弯曲线,全部放弃吞并察哈尔部地方的意图。由于喀尔莽阿的努力,当时沙俄未能割占察哈尔部的一寸国土

1882322,清廷与沙俄代表互换文约正式接收伊犁,遭受达十一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带着累累伤痕的伊犁回到祖国怀抱。令人们无不为之遗憾和惋惜的是:新疆虽然收复了,喀尔莽阿却未能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伊犁故乡。

188246,喀尔莽阿奉命从察哈尔营出发,前往伊犁将军府临时驻地绥定准备向金顺述职。他带少数侍从于四月七日行至四台对面山坡下的札墨彦布鲁特地方落脚扎营,设置住宿。歹徒巴达尔潜入毡房趁喀尔莽阿酣睡之机,持刀猛刺其胸部等处,喀尔莽阿因流血过多逝世,享年66岁。巴达尔年二十六岁,受阿訇加玛尔、赛列依的指使收买。加玛尔和赛列依二人在苏丹时期干了不少坏事,认为只有喀尔莽阿一人知道,害怕清军进伊犁后被追究查办,故商定用重金收买巴达尔,进行杀人灭口。

   事发后,将军金顺、参赞大臣沙安泰于1882年(光绪八年)向清廷报告案情,上谕:严惩不殆。于是,金顺遵旨惩办了凶手。188222清廷因喀尔莽阿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应照都统之例,付银抚恤,派官员宣读悼文,在京城表忠寺立牌位祭祀,追封为建威将军,赐予“国勇巴鲁特”,还令锡伯营将他的事迹调查书写报翰林院立传,隆重安葬了喀尔莽阿。

喀尔莽阿逝世那年秋后,在博尔塔拉屯垦戍边的锡伯官兵、闲散将开挖的大渠良田移交给察哈尔营。他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奋斗五年之久的草原,告别了察哈尔蒙古人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伊犁锡伯营,又继续投入戍边屯垦、保卫国家疆土的战斗中。

察哈尔蒙古人民为永远纪念喀尔莽阿为他们重建家园、恢复十六旗建制的伟大功绩,把喀尔莽阿到博尔塔拉第二年移营开挖的二十五公里长的大渠命名为“喀尔莽阿布河”简称“哈尔布河”,并引申为地名“哈尔布河”镇,成为永久纪念喀尔莽阿历史功绩的碑文,也成为锡伯族蒙古族团结战斗,屯垦戍边的历史见证。

喀尔莽阿遇害后,博尔塔拉察哈尔蒙古人民特别悼念他。为使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喀尔莽阿对察哈尔蒙古人的恩情,在现在的博乐市内建立了喀公祠堂(原地址在博乐县公安局斜对面院内,一九四五年被毁),以表示永远纪念。

喀尔莽阿从政的十八年,也可以说是他弃死择生后的十八年。这样是因为战乱之初,苏丹大军围攻锡伯营,喀尔莽阿在民族存亡危机之时,他欲自刎,被当场老人们制止,且劝说:“总管如此短见,我营二万余人口休矣,且国家之领土亦不能恢复,以至失败大事。”喀尔莽阿听闻劝言方始醒悟:虽系微职,留蚁命,要安民保土。也就是说:自己官职虽微,职责之重,关系民族存亡、国土恢复的大事。使喀尔莽阿放弃自杀之念,而选择活着,要保民族生存。志在国家领土收复之信念。在苏丹汗国分裂割据的七年中,喀尔莽阿带领锡伯族人民,以有条件议和保住了锡伯营(唯有锡伯营保留了清朝八旗制);粉碎了个别苏丹头目几次杀灭锡伯人口的图谋;在沙俄殖民统治下,喀尔莽阿带领四营等各族群众,针锋相对与沙俄占领者进行反投降、抗捐搞税的斗争;在塔尔巴哈台、博尔塔拉、车排子等地率蒙古、锡伯等军民屯种开渠、广积粮食,大力支援了清朝西征大军收复新疆。就在新疆收复不久,喀尔莽阿被苏丹分子余孽杀害,为民族、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喀尔莽阿他坚持民族团结、和睦共处,反对国家分裂割据,反抗沙俄占领,保全国土,维护祖国统一等。他所做出的非凡事迹,充分证明喀尔莽阿无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喀尔莽阿的事迹见其精神。作为锡伯营总管,在民族危机之时,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是自杀殉国,还是活着安民保土?是锡伯族老人的话,使他在死与生二者中抉择其一,结果是他选择了后者,可谓是获得了重生。他先面对的是苏丹汗国分裂割据势力,后又是沙俄占领者。在血雨腥风中,考验着人们的理性、智慧、斗志和勇气。喀尔莽阿是义无反顾、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忘我地投入到斗争中,直到新疆国土收复后,他遇害前这十八年中,他都是敢于担当、尽职尽责、千方百计、殚精竭虑的实干精神,实现了锡伯族人民安民保土的爱国情怀。锡伯族人民经受的苦难,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国,哪有家?”可见,锡伯族人民对国家观念之重、情感之深。

从喀尔莽阿的事迹和精神,也可诠释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启示我们:人生苦短,活着要做利国利民的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可以发光、发热,成为促进社会繁荣和发展进步的正能量。

 

        (三)哈掌柜的逸闻拾零

在苏丹汗国统治伊犁期间,确有一撮反动头目,他们一直想伺机杀绝锡伯族人民。在英林所写《哈掌柜逸闻拾零》中记述了哈掌柜的轶事传闻。从中更深层地认知锡伯族人民能绝处逢生的根本原因。文中写道:在锡伯营与苏丹议和后,苏丹军却不守信用,涌进城堡,烧杀抢掠,洗劫一空,凡拿动的,包括各种生活、生产用品,牲畜财产,连一张破炕席都一卷掠走,还把能走动的男人也都抓走服徭役。把不能搬动的房屋、寺庙、待收的庄稼等放火烧尽。锡伯人百年来营造的家园城堡,倾刻间变成的空城废墟里,只剩下流离失所的老人、妇女、小孩和血淋淋的伤号。从此,昔日腰缠成贯的哈掌柜,不但瞬间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且也同牛录幸存者一样步入了地狱般的奴役生活。

战乱中牛录公仓储粮耗尽,待收庄稼又被烧毁。因而引发了饥荒,灾民饥寒交迫,靠啃树皮、吃野菜充饥,最后连未制成革的牛、马、羊皮也煮了吃。布匹没有来源,衣衫褴褛,难以遮身,一家人换穿衣服,人们在没有席子的土炕上枕着土坯睡觉。紧接着由于战乱中死人太多而引发瘟疫。。。。就这样曾兴盛多时,拥有3000多人口的寨牛录(二牛录)因连年战乱,饥荒、瘟疫而被杀、饿死、病死者达2000余人。大富翁哈掌柜的一家,更是家破人亡,40余口人中幸存者只有他和老婆、未成年的小儿子共三口人,其它人都己死亡。

战后不屈不找挠的牛录人为了生存,同舟共济。而实行粮食统一供给制,采取集中幸存的公私余粮,按口定量限量统一分配。哈掌柜把自己幸存下来暗仓储粮万斛一粒不留,粒粒归公,全部献给牛录档房统一分配,自己同灾民一样,排队领取自家应得的一份口粮,且补食树皮、野草,度过难关。

深陷于大灾大难困厄中的牛录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其根本出路在于生产自救,但是没有种子,没有家具,没有牲畜,怎么搞春耕生产?幸亏有哈掌柜捐献的万斛暗仓粮食。从中挤出部分粮食做种子用。没有农具就大家动手,重新制作。没有牲畜,就靠人力,老人、妇女、拉犁耕种,或用铁锨、锄头翻地耕种。然而最难解决的是水源问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源就没法搞农业生产。清嘉庆年中,锡伯人挖通察布查尔大渠以来,它成为锡伯八个牛录的唯一水源,可谓八牛录锡伯人的生命之源。眼看农田用水时节就要到来了,就在这节骨眼上,苏丹汗国的一些反动头目下令封闭察布查尔大渠龙口,切断锡伯人的水源。企图饿死锡伯人。这意味着整个锡伯民族灭绝之危机又迫在眉睫。

锡伯营总管挡房为了使八个牛录锡伯人死里逃生,几次派人去龙口开闸放水,结果都被看守龙口的“苏丹军”抓住,砍死。从此,再无人敢去了。就在这民族危在旦夕时刻,又是哈掌柜的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直入“虎穴”。。。。。。。哈掌柜去龙口已经两天了,牛录众人翘首远望,杳无音信,开始提心掉胆起来。第三天仍不见他的人影,众人心慌意乱,惴惴不安。太阳快要坠落西山的时候,只见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察布查尔大渠水哗啦啦流过来了。惊喜交集、激动万分的牛录人再望哈掌柜的,只见在辘辘车轱轳声的伴随下赶着一辆装满粮食的马车,凯旋归来了。由此,使锡伯民族又一次绝处逢生。也许有人疑惑不解,为什么哈掌柜的敢入“虎穴”安然无恙,又能使锡伯族绝处逢生?难道他有三头六臂或有什么绝招秘决?

原来“哈掌柜的”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别名,其真名叫哈达春,正黄旗寨牛录锡伯人。他从小家境贫寒,但很勤奋努力,一字不识,却善动脑筋,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其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在他肩上。从此,他起早晚睡,勤耕父母遗留下来的几亩田地,并逐年扩大养鸡、养猪的数量。他效仿其父亲在世时的做法,将出栏的鸡、猪转运到惠远城出售,换来银两积存。几年后,他省吃俭用积攒了不少银两,他又用这些赚来的钱从惠远城购进民众生活日用百货和生产用商品。在寨牛录开了一家商号。本牛录及周围牛录、维吾尔族村庄的农民也都来店购物。生意越做越红火。从此,众人不谋而合地叫开了“哈掌柜的,哈掌柜的!”而且越叫越响亮起来,天长日久,渐成了哈达春的别号,而不叫他的真名了。

哈掌柜的勤劳致富他没有因此而满足,依然动脑筋精打细算,积累资金,想办法进一步开拓创业。不顾家人反对,先是在别人无法引水垦种的高坡地里。他雇人平整土地,开渠引水,垦荒造田。开发出一千余亩耕地,年产万斗粮食。后来又在伊犁河南岸河滩地,他修渠、垦荒、造田、种地约数千亩,年收粮食近百万斤。同时在伊犁河南岸河滩次生林带又发展畜牧业,仅牧马己近千匹。在牛录城堡内,他还开办了铁匠、木匠铺、炸油铺、碾米坊等。郊外又建了水磨坊,方便人们的生活。在牛录城堡内建有私人明仓和暗仓。他的新住宅建在郊外,庄园式的华丽而别致。哈掌柜一家生计日益红火,财源滚滚,至清同治年初,哈掌柜的成为名符其实远近闻名的腰缠万贯的大富翁。

哈掌柜是产业大户,每年都雇佣很多劳力――有锡伯族、蒙古族也有破产失业的维吾尔族农民、匠人等,有近百多人。他们团结相扶,吃住在一起有说有笑,好似一个和睦民族大家庭。哈掌柜的性格开朗,豪爽,平易近人。他对待雇工没有民族偏见,视如朋友,亲如手足、和蔼可亲。他经常告诫家人: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因此他要求家人,不准直呼雇工的姓名,要尊称其某某叔叔,某某大哥。。。。。他还要求家人与雇工、雇佃农广交朋友。他常说:“积攒万贯家财不算富,拥有众多朋友,才是真富。”

他给雇工的报酬比别人优厚得多,附近维吾尔族村庄的无地农民,经常来要他的地伙种,他都爽快的提供土地、耕畜、农具,种子、口粮等让无地农民耕种。秋收后,只按三、七分配收获,如果遭遇灾害,还要减免。哈掌柜的他宁可自己吃亏,绝不让维吾尔族农民吃亏。

哈掌柜的虽然发家致富,成为大富翁,但依然保持着老农民的本色,他不论到哪里都和那里的雇工们同劳动、一边干活,一边和他们聊家常话。他到牧群去就成为地道的牧工;到农田即成行家农民。他样样活儿都精通,久而久之他的人品深得人心。他的雇工、佃户都是他的朋友。他有一位维吾尔族长工叫西力甫,原察布查尔麻扎村无地农民,因落难逃生,至此落脚。他这人很朴实憨厚,干活任劳任怨。哈掌柜的很赏识西力甫,就让他当过几年“大得爷”(即全权管理和指挥生产、农工的人)。几年后,西力甫的生活也富裕起来,故辞谢回家另谋事业。他告别临走时,哈掌柜的赠送给他两匹马、一车小麦、六匹土布,以助他立业发展之用。

哈掌柜的,心地善良,经常慷慨无私地援助落难灾民。附近维吾尔族村庄的农民,一旦遇上蝗灾,就无收获闹饥荒,哈掌柜的曾多次开仓救济过察布查尔麻扎,阔调洪齐等村庄的维吾尔族灾民。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亲自到遭灾的维吾尔族村庄,一家一户的分发救济粮食,并握手安慰问候。就这样他在这几个村庄里结下了很多维吾尔族朋友,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情谊。

现在再细说哈掌柜的直入“虎穴“,开闸放水,挽救民族的故事。那天,哈掌柜的肩负重于泰山的使命,迈开沉重的脚步从牛录城堡东大门走出去,沿羊肠小路走到近百步时,回首再望可爱家乡――那血迹斑斑,巍巍的牛录城堡和衣衫褴褛的同胞们,还有乡亲们殷切期望的眼神。。。。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而后回身直奔东方,去察布查尔麻扎村开闸放水。

到达察布查尔麻扎村后,先去拜访了昔日的维吾尔族老朋友们.真没想到,他所到之处,如今依然受到维吾尔族民众热烈欢迎接待。他的来访传遍了整个村庄,惊动了村里所有的人。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家里正喝茶聊天之际,忽然当地的一位百户长来找他,开门之处,只见一位留着胡须,衣冠楚楚的维吾尔族壮汉走进来,紧紧拥抱哈掌柜的,两人惊喜之余,相互定睛细看,认出对方。原来这位百户长就是当年在哈掌柜的当过“大得爷”的西力甫。互叙别后经历:哈掌柜的细说了战乱中一家的不幸遭遇,现在是一无所有和当前牛录同胞的危急困厄情况。西力甫在哈掌柜的家几年务工期间有了一点积蓄,回乡后买地务农,几年后渐渐发达成了巴依,不久前又当上了这里的百户长。

西力甫看到哈掌柜的变得苍老,又听完哈掌柜的所述后,很同情, 更是非常气愤。原来,封死察布查尔大渠龙口,切断锡伯人水源的事,不是察布查尔麻扎的维吾尔族群众干的,他们并不知情。西力甫立即派人去龙口查看,同时把哈掌柜的接到他家里食宿,并宰羊款待。他说:“龙口开闸放水的事,我给你办,请你放心,别再费心,你在这里只管好好安心补养身子吧!”

当天晚上天黑后,查看龙口的人回来说:驻守龙口的人都是伊犁河北的“苏丹军”,有十来个兵,他们是受“苏丹汗国”的肖开特等几个反动头目的指令,来封死龙口的,其目的就是要灭绝锡伯人。他们说:没有这几个头目的许可,就是不能开闸放水。第二天,西力甫 百户长亲自去龙口进行劝导、交涉,结果把守龙口的“苏丹兵”仍然摇头拒绝劝导,坚持不让开闸放水。西力甫返回村里,愁眉不展,苦思对策。当时,“苏丹汗国”统治集团内部己起内讧,相互倾轧,争夺王位,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肖开特这坏家伙己被杀死。虽然奴尔屯、哈尔皮尚在,但他们无权直接干预伊犁河以南维吾尔族村庄的事务。所以在第三天,西力甫动员全村维吾尔族农民拿起木棒,齐赴大渠龙口,赶走了那些把守龙口的“苏丹兵”,开闸放水了。

当天下午,西力甫百户长带领村民欢送哈掌柜的返回牛录。他还套了一辆马车装上满满的粮食,送给哈掌柜的。哈掌柜的凯旋回到牛录后,把这一车粮食也都捐给牛录档房,归公统一分配给全牛录的人。

哈掌柜的这种舍生忘死,挽救民族的英雄事迹和为国家民族奉献精神,感人肺腑,让人铭记于心。清朝光绪七年(1882年),伊犁回归祖国后,为了表彰和奖励他的英雄事迹及其卓越贡献,锡伯营总管特授予他“哈海”(好汉的荣誉称号),并赏赐给他千亩土地,得名“哈乌辛”(好汉田)。今农四师69团场驻地“哈海镇”一名,即由此而来。从哈掌柜的和他的农民朋友们兄弟般的情谊可知,哈掌柜的敢入“虎穴”,安然无恙,又能使锡伯族绝处逢生的的奥妙之所在。

终于盼来了察布查尔大渠水,哈掌柜的一家三口人和牛录同胞们一样忙碌起来搞生产自救。他们用铁锨翻地,用锄头刨土,忙了好几天才耕种两亩地,不可能再扩种了,因为没有种子,为了生计,想养一头猪也不可能了。因为人都没有吃的了,拿什么东西喂它呢?而且“苏丹”军,不但打死了所有的猪,还严禁锡伯族人再养猪。

一家三口人正在发愁之际,突然又从固尔扎城里来个什么伯克,领着一群“苏丹”兵在牛录城堡抓男丁,带去伊犁河北服徭役,其中哈掌柜未成年的小儿子也被抓走了,这一走就是好几年。这对于哈掌柜的又是一次绝世灾难,承受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时至同治九年(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了伊犁,“苏丹汗国”也完蛋了。哈掌柜的夫妇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儿子回来。可他象乞丐一样,瘸着腿一路乞讨着逃回来了。原来,他被“”苏丹兵“抓去服苦役时,多次被吊在树上棒打,竟把他一条腿给打断了,成了残疾了。

哈掌柜的一家三口人,就这样熬磨过了“苏丹汗国”的野蛮奴役统治,沙俄的殖民统治至清朝光绪七年(1882年),伊犁回归祖国,受尽磨难的哈掌柜的终于熬出了头,然而约三年后,无情的岁月使哈掌柜的夫妇二人历尽人世间坎坷和煎熬后先后都去世了。他享年约65岁,是年,其残疾儿子年岁30有余,尚未娶妻生子。后来他是怎样离开人世的,已经无人知晓。

总之而言,哈掌柜的一家40余口人都这样走了,没有留下后人,走的干干净净。关于“哈掌柜的”的名字和生平事迹,没有任何点滴历史记载,但却永远铭刻在民众的口碑和心目中,代代相传,广为流传。

本章内容可知,新疆伊犁在苏丹汗国时期,可以说是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肆虐横行、嚣张跋扈的日子,当时集中城堡居住了两万多人口的锡伯族人,是异族和异族教徒,又是清军中主力 部队之 一,是反对他们分裂国家的。锡伯营军民,时时面临亡种、灭族的生存危机,是险象环生,能保住锡伯营,至今迄立于世。这究其原因也并非偶然。锡伯族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新疆伊犁戍边屯垦的百年中,锡伯族前方官兵守卡伦,换防台站,后方锡伯营军民开渠、耕种,发展农业,以维护全民族生计、供应卡伦官兵之需进而巩固边防。锡伯族人民忠诚地履行守卫祖国西北边疆保卫地方安全的同时,锡伯族人民都能以邻为友,以邻为伴,与当地各族群众和睦、友好相处。锡伯族人民挖开的渠水可以为他们浇地灌田。开垦出的田地给他们耕种,带给他们新的种子和教给他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特别是遇到灾年、闹饥荒 时,锡伯营人民开仓救济相邻的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群众度过难关。就在这相互交往中,锡伯族人民与相邻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兄弟般的情谊。因此,就在苏丹政权中个别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妄图杀灭锡伯人时,在锡伯营全民全力誓死抵抗同时,各族群众是坚决反对的,特别是相邻的维吾尔族群众,不仅坚决反对,还出面说和,也有武力相助,因此,锡伯族人民在战乱中一次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谱写了民族团结。人道、正义战胜邪恶的曲曲凯歌。

总观建威将军十八年,正是19世纪60――70年代新疆战乱和外敌入侵中,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一场空前浩劫。中亚浩罕势力和沙俄入侵造成西北边疆危机时间最长、创伤最深、危害也是最大。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边患史。历史告诉我们:分裂势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国家动荡,分裂是祸;社会稳定是福。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第五章 辛亥革命反帝反封斗争中的锡伯人民

英、俄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不断扩张和渗透与清王朝在新疆统治的日益腐朽,是辛亥革命在新疆爆发的社会背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胜利,则是推动辛亥革命在新疆爆发的直接原因。

 19111010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121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的捷报使得新疆“省城大震”,“人心动摇”,激起了新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爆发。迪化市首举义旗,伊犁继而将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并取得暂时胜利。

 19111228,迪化起义失败后10天,声势浩大的伊犁起义于191217爆发了。伊犁革命党人为起义进行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争取当地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响应革命,当时杨缵绪为起义军总指挥。城内外起义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分路出击:攻破惠远东门,占领南库,直捣将军府,杀了都督府伊犁将军志锐。杨总指挥亲往旧满营开导,相约保护市街、旧满营退回驻地。但起义军铁血团攻打北库时却遭到新满营顽强有力的抵抗。北库久攻不下,外有满、蒙各旗练军,七、八公里外的绥定有驻防的镇标,这时天将黎明,胜负还难预料。于是杨缵绪出面,请卸任将军广福出面调停。利用广福和志锐之间的个人矛盾,佯言“志将军克扣军饷,激起哗变,请将军维持。”广福传来新满营右翼协领蒙库泰,要他说服北库士兵不得抵抗,故蒙库泰到北库说服开导锡伯营官兵,使固守北库的新满营官兵(均为锡伯族)站到起义军一边,至此,当夜取得胜利――新疆辛亥革命成功。

18清晨,起义军各首脑、地方团体代表,新满营协领佐领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四营领队大臣,集会于商会成立“汉、满、蒙、锡、维五族共进会”,宣告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其各部院负责人举行了就职典礼,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了清朝的龙旗。各族人民代表相继表示拥护革命,并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伊犁起义,推翻了伊犁地区清政府的封建政权,将四营(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官兵联合组成国民革命军。这时新疆巡抚袁大化坚持反动立场,敌视辛亥革命。为了恢复清朝在伊犁的统治,调兵遣将自果子沟至昌吉节节布防,亲自带兵进攻起义的伊犁国民革命军。新伊大都督府,遂任命李辅黄为国民革命军东进支队长,率东进支队一旅迎战保皇派袁大化的清军。121号开战,伊犁兵士气高昂,顺利通过果子沟长驱东进。五台清军纷纷倒戈,袁大化在大河沿所设防线一触即溃,清军放弃精河退守沙泉子。2月间伊犁革命军与清军在沙泉子展开激战,清军败退,放弃固尔图,向乌苏溃逃,此役称为固尔图大战,2月底,双方在乌苏一带挖沟筑垒,形成相持状态。当时锡伯营军民坚决拥护伊犁起义,锡伯族8个录先后派人2000士兵参加战斗,同时锡伯族群众在物质上给予革命军大力支持。在战争中有200多名锡伯族官兵光荣地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固尔图大战后不久,清帝正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当大总统,袁世凯即以大总统名义电促新疆巡抚袁大化宣布共和,与伊方停战和谈,还电令新疆将巡抚改为都督。双方在塔城谈判,因袁大化无诚意,未能达成协议。之后袁大化辞职东归。袁世凯委任杨增新为新疆省都督。于19129月电告伊犁政府称,中华民国彼此一家,建议合治,邀请伊犁派代表到迪化共商大事。伊犁政府即做出反应。不久,经新、伊双方谈判达成和议,新疆都督府成立,新伊大都督府撤销,全疆军政权仍归新疆。都督杨增新。双方停战撤军。至此,新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宣告结束,转而为杨增新军伐统治时代。

伊犁起义,是中国辛亥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功绩在于推翻了清王朝在伊犁地区的封建统治,实现了共和;粉碎了清帝西迁偏安复辟帝制的阴谋。

 

         二

辛亥革命还在新疆各地引发了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1913年春,伊犁锡伯营(今察布查尔自治县)也发生了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但锡伯营旧制仍在,锡伯族人民依然过着八旗制的军营生活。在这种制度下,锡伯族人民深受封建压迫和剥削,他们要为封建官吏无偿服务劳役,而在政治上无任何自由可言。19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锡伯营的旗地为“公有”,由各牛录统一管理。九十年代以后,分配给官兵的土地逐渐转化为私有,其中大部分被封建官吏所霸占。当时封建官吏剥削农民的基本方式是地租和雇工,另外还有跟丁制度,各级官吏有数目不等的“跟丁”,“跟丁”实际上就是官吏的奴仆或长工。旗营官吏又大搞封建特权,随意设立公堂,刑讯农民,这些都激起了锡伯族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

1913年春,四牛录佐领、委官等依仗官势,擅将公地分给富豪和上层人物,广大贫苦农民在柯克色春(又名舒敏)等人的带领下冲进旗下档房,自行取出地亩册,收回了原来分给富豪和上层人物的土地,把公地分给了贫苦农民。佐领勾结营总管派兵镇压农民群众,并逮捕了柯克色春等人。不久,五牛录、八牛录的农民也掀起了反抗封建官吏的斗争。五牛录的群众头包黑巾手持武器,高呼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闯进佐领档房,痛打贪官污吏,八牛录群众关闭城门,也痛打佐领及其亲随,并夺了档房印章,自己发号施令。营总管亲自率马队前来才把五牛录、八牛录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

 

        三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停止。锡伯族部分知识分子,早在民国初年就曾提出改良主义的主张,企图改革锡伯族内部的封建制度。有些留学俄国的学生由于接受了俄国资产阶级教育和国内康、梁维新变法以及辛亥革命的影响,有些有识之士对本民族封闭落后的社会及其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审视和认识,开始立志改变这一现状。在民国三年(1914)年春,成立了伊犁“尚学会”,总会设在伊宁,推选博孝昌为会长,萨拉春为副会长,又在锡伯营一、三年录设立了分会。尚学会作为群众文化团体,其宗旨是:宣传维新,科学救国思想,提出革命民主主张。兴办新式教育,改造旧教育制,提倡新文化,实行社会改良,积极发展本民族经济,提高民族素质。在一、三年录成立了尚学会属下的学校――色公学校。1915年在尚学会影响下,在察布查尔县四牛录成立了“兴学会”,次年成立了其属下的学校――锡公学校。兴学会的和尚学会一样:创办学校,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改良本旗愚昧落后面貌。这两个学会办学校者基本上搬用俄国当时的教育制度,从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一反过去锡伯营延续旧的教育传统。第一在办学模式上采取了开放式教育。学校制定学生作息时间表。早上,全部师生要出操跑步,课间学生自由活动。午后,课外活动主要是各项体育活动,学校放学时,学生要排队离校。色公学校还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除日常课程外,还组织学生成立童子军。他们进行军训,以木枪为武器,每周到野外举行军事演习,以此来锤炼身体增强体质。第二,在教学内容方面,完全摆脱清朝时期的土八股,开设了语文(汉、锡文两种)、算学、自然、美术、手工、体育等课程。前期教材多是自编,基本上是由俄文译成锡伯文编辑而成。后来购得省城和关内汉文教材,翻译成本民族文字使用。学校安排一定时间,让学生掌握生产生活技能,如制作和修理扫帚,木锹,小桌椅等。第三,在教授方法上搬用俄罗斯中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授经验,采取启发式,动手动脑式,问答式,以及结合实际的方法,与现代教授法己很接近。第四,对学生课外阅读教辅都有相应规定。是俄、汉文的译成本民族文字的小说,诗歌自然知识等作品。

在兴学会创办的“锡公学校”,还首次招收了二十多名女童入学,这是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后锡伯族女童第一次步入学校的大门,开始学习文化知识,与男子一样享受教育权力,是锡伯族教育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创办的新学采取的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观察,对仍然落后的社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变革。但其发展并不顺利,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锡公学校遭到佐领公开抵制,校长被撤职,学校收归牛录官办的矛盾反映到伊犁镇守署,时任镇守使的杨飞霞,他支持锡伯营办新学的行动,将持反对态度的总管佐领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不仅帮助转变锡伯营统治阶层对办学教育的看法和态度,也激发了他们官办的积极性。此后在锡伯营出现了官、民竞办学校的局面。新疆锡伯族的教育事业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发展势头。1917年创办的官学――两等学堂也先后摆脱封建制度,逐步引入近代化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基本完成了民国时期锡伯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近代化历程。

显现出民国时期新疆锡伯族教育对推动本民族教育发展的重大推动力。民办新学所培养的人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的。如自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继续求学,有的去俄苏留学,有的到迪化(乌鲁木齐市)等地深造,他们又分别组织或参加后来的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和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继续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力量。

尚学会包插兴学会及其民办新学的历史经验,不仅对锡伯族教育有意义,而且对各兄弟民族也有普遍意义。一个民族只要把教育抓紧、抓好就可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是教育,故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唯一希望,不注重教育的民族,必定落后于人,而落后的民族往往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抓民族教育要始终坚持,而且要靠本民族文人志士及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

在发展文化方面,尚学会借鉴俄国的经验,他们针对当时社会封闭落后及广大民众还处于愚昧状态的现实,在抓教育的同时,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当作同等大事来抓。在发展该会会员时,还吸收农民骨干为会员,以此发动影响广大基层农民。尚学会在锡伯营一、三牛录设分会伊始,便抓农民扫盲工作,即以开夜校的形式先让入会农民掌握本民族文字,经过数期夜校,不少农民青年脱离了文盲成为尚学会的骨干。在动员广大农民送子女上色公学校的工作中,是言传身教、现身说法成为最有力的劝说员。

尚学会把提高农民(包括家庭妇女)的思想品德及各项技能纳入到其开展农村活动的范畴,为此,该会会员共同讨论制定了一部操作性很强的《尚学会附设农村评比会章程》。本评比会以鼓励振兴村落勤劳奋发之优良美德,发展社会之精神和物质文明为其宗旨,评比会地址就设在色公学堂之内。评比项目分别以品德、学问(知识)、技术、勤俭等四项为其评比的主要内容。

在评比项目中,该章程制定得比较具体、周到,涵盖现代文明的诸多内容,例如在品德方面,将孝顺、忠诚、信用、和睦、谦虚、勤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等均作为评比内容;又在勤劳方面,半第一个秋收完毕者,经常早起者饲养有一等肥壮马匹者、一等养猪养鸡能手、储备小麦多者、种瓜能手、种植果树能手等评选出来,发奖金、奖状予以奖励。在技术方面,着重奖励女红能手、木铁匠手艺出众者以及最佳鞋匠和熟皮匠等,从上述评比奖励的内容看,完全根据当时社会实际,抓住了社会突出的和普遍存在的问题,抓到了提高民族素质的实质问题。

该章程制定:“评选方法:由农村中选出德高望重的高龄老人五名,中等老人五名为评选委员。

(一)评选品德方面:评委委员根据尚学会提供的两年录(一、三牛录)人中应被评选之意见书进行评比,亦可采用投票方法进行评比。

(二)评选学问(知识)方面:首先在适当的地方设学术评比台,派一名监督员,将各位提交的属于学术性文章、乐曲之类作品,分门别类贴标签,亦进行登记注册。倘若无提供所写学术性文章和创作的乐曲时,其评选方法与评选品德方面的方法同。

(三)在评选技术方面:设立两价目摆设场地,将提供评选之车辆、套具、木工制品、铁工制品如铁铣、锄头、镰刀等,熟皮制作的皮鞋等及大小型工具,摆设在一个场地上。

此外,饮食品之类,绣花鞋袜等其它衣物首饰等制品,摆设在一个场地上,以便进行对比评选。

(四)在评选勤劳方面:将人们带来参加评选之物品交给分管处摆设之外,各类评比共分四个分管处,各自分别设立标注,贴标签以说明之。在新疆偏处一隅的一个弱小民族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没过几年就出现如此先进的代表时代潮流的制度文化,暗示着如下道理:民族无论大小,只要内部开始觉醒,就可以自我改变其落后的文化教育,文人志士是民族的瑰宝,他们往往是使民族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的重要动力。

尚学会办教育和活动经费全由本会会员及社会热心教育的人士负担。当色公学校建成后,很快就成为尚学会办事和学习的大本营,尚学会会员往常聚集在这里和老师们一起讨论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当时封建统治阶层企图封闭外界消息,学校的办学会员们还是千方百计订购内地报刊杂志,课本图书供大家阅读并向牛录群众广泛宣传,这对尚学会会员开阔眼界,提高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七年(1918年)五月月间,锡伯族所有思想进步的青年们集合在三牛录开会。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对于本民族延续着的封建制度深表愤慨,一致认为:若不废除危害人民的旧制度(指八旗制度)无以振起民气,要遵照民国体制,本着本民族利益,弃旧步新,以顺国情。尚学会决定上书给当时锡伯营领队(应为总管)主张如下:

(1)改革锡伯营旧制度,成立县制,精减官吏数目;

(2)取消官员的随行人员(即取消戈什哈制);

(3)兴办新式学校,大力发展文教事业;

(4)丈量土地,分给农民;

(5)向政府纳税,停止抓壮丁;

(6)免除无耕地者修察布查尔大渠之役;

(7)严禁吸食鸦片,引导人民走向新道路;

(8)想法改善人民生活等。

后来,该“意见书”问题反映到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之处,因杨飞霞主张维新受其支持,锡伯营保守势力想借杨飞霞之手惩处这些进步青年的企图未能得逞。尚学会的有志青年一方面纷纷上书领队及总管共同呼吁统治者改变社会现状,要求营总管拯救苦难中的民族同胞,另一方面,他们开始用文字艺术的形式,唤醒人们的理性,启迪愚昧,鞭挞丑恶,以期改变日益堕落的社会面貌。尚学会会员的各种作品应时而生,其中《老妇泪》、《戒鸦片烟之歌》等产生了很大影响。《懒汉》、《烟鬼》等剧本被色公学校学生排练成节目,轮流到吸鸦片烟的人家和各牛录公演。又上书各佐领,要求以政府名义采取强制措施禁毒。在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全体会员及两校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烟毒泛滥的势头得到初步遏止,为日后进行的全营性强制戒毒打下了基础。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开展活动的同时还涌现了一批如萨拉春、夏勒达、常广斋、穆精阿、柏雪木、克西春、首林、郑金巴图等文学创作者和翻译者,推出了《勤奋学习》、《国耻歌》、《劝学歌》等世代流传的歌谣、诗歌。用锡伯语翻译出《错中错》、《非洲移民传》、《复活》、《死魂灵》等英俄文学作品,使其成为群众争相传抄、收藏和农闲念说(锡伯族一种说书形式)的作品。。。。。使本民族文艺生活空前丰富。

  尚学会至1920年前后,因多数骨干纷纷离开伊犁,即有的在外经营商业,有的到迪化等地继续求学,因而其工作基本停顿。将所办色学校交由牛录政府公办。该校为新疆培养了许多有用之士。

尚学会作为民国初年的民间文化团体,始终以兴办学校,开办农村文化工作为要务,并充分参与社会整治活动,在短短的几年内为锡伯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开展以及为净化社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在。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所采取的诸多做法,至今犹有借鉴意义和价值。

从辛亥革命后,锡伯族人民积极参与推翻了新疆清王朝的统治,而在对锡伯营内多次的反封建斗争,和尚学会的改革主张,由于保守的封建势力仍占上风,虽然未能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是锡伯族人民对辛亥革命大潮的响应,是对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作出的贡献。

 四

据《锡伯族简史》记述,在民主革命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做出贡献。

帝国主义在新疆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企图把新疆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916年以地理调查为名,曾派常林桂主(译音)等五人到伊犁各地进行侦察活动,公开和秘密地向新疆派遣间谍。在阿勒泰建立了名为“红字会”的间谍机关,派遣上原多士(译音)到伊犁地区担任惠远“武备学堂”的教习,诱惑锡伯、汉等族青年接受他的训练、培养亲日分子。1917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与苏联红军作战时,派员来新疆与杨增新交涉,要求派遣日军一个师团进驻新疆伊犁、塔城。后因形势变化,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1931年,哈密暴动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指使甘肃军阀马仲英攻打新疆,并派遣间谍川村一麻做他的顾问,企图夺取新疆政权。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也积极施展侵略阴谋,指使维吾尔族的败类,大土尔其主义分子沙比提大毛拉在南疆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南疆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因些,消灭马促英和沙比提大毛拉的叛乱、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的边疆己成为当时新疆各族人民的神圣使命。

马仲英的节节进攻和沙比提大毛拉对新疆的分裂活动,严重地威胁了金树仁对新疆的统治。因此,金树仁下令大批抓壮丁,补充兵力。也从四营里抽调官兵,以抵御马仲英、沙比提大毛拉。这次从锡伯营里抽调一千余名壮丁,组成了“锡伯旅”。锡伯兵一部分被调往喀什参加平定沙比提大毛拉的叛乱,一部分被派往哈密与马仲英作战。后方的锡伯族人民与其它各族人民在经济上积极支持了前方。这样,锡伯族人民与其它各族人民一在南线、东线转战三、四年之久。最后在保卫迪化(乌鲁木齐)的战斗中,锡伯族表现了英勇善战的传统,与归化军一起解除了马仲英对迪化的包围。在前后三年多的战斗中,锡伯族官兵伤亡甚重,但终于在1934年击退了马仲英,粉碎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边疆,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民国成立之后,锡伯族停止军屯,但防守边境,驻守卡伦之事依旧执行。锡伯营保存了“四营”旧制,锡伯营内部官僚集团为保持种种封建特权,答应当局,以免纳赋税为条件,将沉重的兵役负担强加在锡伯族人民的身上,所征兵额数量大而频繁。在伊犁编练陆军时有1000名锡伯族青年被调去当兵。辛亥革命后七八年内,两次征调的锡伯族青年共达2000多名。锡伯族人民或战死,或逃亡,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社会生产的衰退及人民生活的贫困,大大的影响了锡伯族的发展。

对于民国二十年东疆哈密发生军事,广禄所写《锡伯族一部自奉于西迁伊犁史》中说道:省城派军进剿数次失利之后,随后调伊犁军进剿,其中多数皆为锡伯兵。之后,虽然平息了叛敌,但因连年战争,两千锡伯兵几皆牺牲殆尽,虽有少许生还,俱皆伤残不堪。当时之督办公署整编军队时勒令遣散,但并未送还故乡,因此这部分有数百人流浪各城市中,多年后,多半因为疾病而死亡,也是埋骨他乡。因此锡伯族人民从乾隆二十九年西迁伊犁至今两百年来为保卫祖国边疆而作战阵亡的在新疆各处都有其埋骨之处,他们的鲜血也洒遍全疆!

总之,锡伯族一部分军民西迁新疆伊犁之后两百多年以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开发建设西北边疆以及保存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锡伯族人民的贡献不仅限于清代,在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三区革命到新中国的建立及现代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在这新疆不同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时期,在多民族、多语种的新疆社会,为民族团结、外交、军事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新疆锡伯族人民偏居一偶,弱小的民族。为何能广泛的参与到社会变革和发展中并起到一定作用呢?

尽管锡伯营人口较少、集中居住于城堡、地处边陲、远离文明之地。如万丈深渊、光明不透、且语言文字不同,一切信息更为阻塞,但锡伯族人民并不固步自封,止步不前,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爱国精神,也是不断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他们不断弃旧步新,冲破重重阻力,改变社会封闭愚昧落后状况,他们能与时俱进,紧扣时代步伐,顺应时代进步潮流,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得益于锡伯族人民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懂得教育是民族的唯一希望,是民族发展之根本,从而提高民族素质,也培养出许多爱国文人志士,成为民族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的重要动力。他们眼界开阔,吸收国内外先进思想和事物,为我所用,为振兴本民族的需求,审势度事,团结群众,勤奋努力,奋斗不息,提升锡伯族文化教育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还与其它各民族紧密团结一道并肩前进,为祖国统一大业,为新疆社会变革、发展及至今日之新疆繁荣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第六章 三区革命锡伯人民的新生

 

军阀盛世才在1933412日,取代金树仁,窃取了新疆统治大权,他打出亲苏反帝的旗号,借助苏联红军打败了对手,统一新疆。

盛世才在苏联的影响下和新疆进步势力的帮助下,实行“反帝、亲苏、民平、建设、清廉”的六大政策,这无疑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但这六大政策客观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反映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有利于政治局势的稳定,有利于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和进步,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

但是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19423月,善于投机的盛世才看风使舵撕破伪装投向国民党,大肆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盛世才政府无端捕押各民族中的代表人物、收缴牧民保护牲畜的枪支以及在宗教方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对。

国民党当局强迫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广大贫苦牧民捐马,沉重的压迫和经济剥削下,19449月,新疆少数民族受共产党影响的先进积极分子宣传和组织武装起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由伊犁成立民族军击退国民党发动的进攻,并占领塔城进而占领阿尔泰地区,伊、塔、阿三区连成一片,三区革命政府成立。民族军发展到13个团21000人。三区革命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有力的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

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的爱国进步青年,锡伯族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如留苏学生安子英、柯惠庆等十余人就是无辜被杀害的。盛世才还下令禁用锡伯文,并烧毁了总管档房(锡伯营最高军政机关)的全部锡伯文档案和历史文献,企图以此摧残民族文化,此外还进行清枪运动,把锡伯族群众的枪支刀矛全部收去,同时借“国民兵”训练的名义把锡伯族人民子弟一次强行抓走1000余人,这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已经丧失基本的政治权利,而经济上受到极大的摧残,直到国民党直接统治带来的是更深重的灾难。

 三区革命爆发后,锡伯族人民不但在经济上支持了三区革命,而且还自动组织了自己优秀的子弟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1944年底,革命斗争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三区锡伯族青年、农民、知识分子纷纷参加了革命的民族军。察布查尔县有150人组成了一个锡伯族独立骑兵连,霍城的锡伯族有40余人组成了一个排,他们仅仅经过四五个月的训练,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19455月,锡伯族独立骑兵连参加了有名的永集湖、巴家湖和精河三大战役,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在这些战役中鄂国、忠明等34名烈士光荣牺牲。十余名指战员荣获奖章。1945年夏季,敌人以数倍于我的兵力进攻我永集湖阵地,企图侵入伊宁时,锡伯族独立骑兵连英勇的进行了狙击战,并在兄弟连队的协助下,完全击溃了进犯的敌军。然后乘胜追击,直抵距乌鲁木齐仅200公里的玛纳斯大桥,因而获得了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三区革命在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声援下取得了胜利,三区革命的胜利牵制了新疆近十万左右的反动军队以及西北的一部分国民党匪军,这就有力的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为和平解放新疆打下了基础。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攻克兰州,横扫河西走廊之敌,直扣新疆大门之际,由于三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使新疆国民党部队处于东西夹击、背腹受敌的地位,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不足十万,北边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又是终年积雪、行人难走的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外无救兵内缺粮饷。如果负隅顽抗只能死路一条。摆在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和平举义归向人民;二是与人民为敌,葬身戈壁成为千古罪人。是战是和,新疆迅速分成主战派和主和派,要在何去何从上做出抉择。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派邓力群等同志到达新疆,在新疆爱国志士和将领的共同努力下,于194992526日,新疆国民党驻军和省政府通电起义,新疆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这使新疆避免了一场严酷的战争,是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一部分,从此,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被奴役的命运,各族人民过上了平等团结、当家作主的新生活,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经过肃反斗争、抗美援朝,察布查尔四区五乡300多户农民,响应号召增产节约保家卫国捐了约4万斤小麦和许多现款,许多妇女争献自己心爱的饰物支援前线。

 1952年——1953年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生产资料,做了土地的主人,解放了生产力,初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察布查尔县四区五乡在土改第一年就扩大耕地面积500多亩,单产比1949年的90斤提高了一倍。

1954325察布查尔自治县成立,实现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党的民族政策使新疆各族人民如枯木逢春,挣脱了千年压迫束缚的枷锁,使锡伯族从政治、经济上重新站了起来,从此由穷困走向富裕幸福和繁荣。

 

第七章 风雨同舟 和衷共济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陲,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共存和发展的地区.近现代以来,新疆各族人导共同开发建设保卫这片辽阔而富饶的疆土,是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用生命和汗水缔造了近代新疆的历史和现代的辉煌;共同见证了伟大祖国由一个受人欺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成为现在的扬眉吐气,蒸蒸日上的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在现代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高楼林立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农村,四通八达的公路.新疆社会经济也发生了世大变化,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精神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各族人民过着现代化的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在党和政府坚强领导下,有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族人民为求进取盼发展,正团结拼搏,协力奋进,为新疆跨越式发展,全面奔小康社会大开放,大建设,大发展的时候,在新疆等地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案件,从破获的案件来看,是在境内外敌对势力支持怂恿下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所为,这一小撮暴恐分子犯下了一起起滔天罪行,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案件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妄想破坏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奔小康的好日子,好形势,制造恐慌,动乱,最终达到分裂国家的罪恶目的。他们的罪恶行径立刻遭到各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纷纷口诛笔伐,揭开三股势力的外衣,看清其本质,把他们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当前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合流,其中三股势力的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方式是暴力恐怖活动.在当下暴力恐怖活动是影响新疆稳定的直接而现实的危害,而宗教极端思想是三股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是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思想发动和成员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此祸不除,新疆难安!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教极端主义是从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形式发展而来的,是宗教蜕变的产物.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 也不是宗教的教派,而是打着宗教旗号,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政治组织.宗教极端主义以宗教信仰做伪装,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利用群众朴素的民族宗教感情,达到煽动宗教狂热,控制信教群众的目的.宗教极端势力大肆歪曲篡改宗教教义,编造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蒙蔽和蛊惑信教群众,如鼓吹神圣政治论,鼓吹整个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是“真主”给我们指引的唯一理想,除了真主之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目的就是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鼓吹宗教至上论,主张要从<<古兰经>><<圣训>>作为制度,作为衡量和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排斥一切世俗观念,排斥国家现行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及一切现代文明成果等;鼓吹异教徒论,煽动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员都当作“异教徒”和“判教者,对所谓异教徒采取戏弄孤立,排斥.恐吓,以至于用极端恐怖手段予以残害;鼓吹圣战论圣战殉国进天堂,主张圣战来实现主命,以武力推翻政府,用各种恐怖手段加害于广大人民群众。从中不难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以建立政治统治为目标,曲解篡改宗教教义,赋予宗教经典,教义以政治含义,使宗教信仰成为政治纲领。在新疆三股势力就是要通过上述那些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煽动宗教狂热,煽动教派之间,不同信仰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恨,激化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挑起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形成对抗政府,分裂国家现实力量,并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活动制造社会动乱,破坏新疆的发展和稳定,最终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的罪恶阴谋.

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高度清醒地认识暴力恐怖分子,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对现实的危害,对宗教极端思想的反动本和分裂祖国的图谋.三股势力若不予以坚决打击, 彻底根除则隐患无穷,假如三股势力若得逞,国家就要四分五裂,对各族人民都是逃脱不了的一场劫难.翻开新疆近代史也发生过,且都是分裂分子惹的祸,那就是19世纪60-70年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目的是为不再发生不堪回首的往事。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到百年前的清代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族群众掀起反清统治的武装起义,虽然基本上推翻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机构,但却没有给新疆带来稳定和发展,原因是在当地各族起义民众浴血奋战,起义将要取得胜利之时,一小撮反动宗教头目和封建领主们却乘机纂夺了起义队伍的领导权,纷纷占地为王,建成许多地方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争权夺利,不仅在内部争斗不止,还互相征伐,倾轧、火拼,把一场正义的农民起义蜕变成民族相互残杀的混战。如库车人民起义取得初步胜利时,阿訇热西丁和卓利用他在宗教界的权势,骗取信任, 篡夺了领导权,自称汗和卓(圣裔王).为扩充地盘向库车四周诉诸武力,所到之处,到处杀戮,尤其是对异教徒,残杀无度,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在民众暴乱中,阿訇妥德璘亦名妥明,他篡夺起义的领导权后,自称“清真王”。在推翻当地清朝统治的斗争中,把满、汉族军民一概当做异教徒进行打击,不少地方的暴动演变成了民族间的仇杀,在造成满,汉各族群众大量伤亡的同时,回族群众也遭受严重损失。伊犁割据势力头目迈孜木杂特,肖开特等人他们篡权后均先后自称“苏丹”(王)。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煽动民族仇杀,争斗不止。在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四城,在库车民众暴动影响下,清朝官吏,宗教头目等纷纷占地为王,形成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派系不一,互相混战,社会动荡。

 上述这些反动宗教头目,封建领主们在篡夺起义队伍领导权后,他们阴险地把斗争引入歧途,使运动变质转向。他们浑水摸鱼,在内部争权夺利,到各割据势力的混战中,他们都是利用鼓吹宗教狂热,制造民族仇杀,在他们唆使各民族互相仇杀的日子里,受害的都是各族劳动人民。这些封建势力,反动宗教头目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恢复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统治机构,利用宗教特权对各族人民进行反动统治。热西丁横征暴敛。妥德璘强迫百姓为他修筑富丽堂皇的“王城”。迈孜木杂特和阿比布拉过着淫逸奢华的生活。

反动宗教头目和封建主煽起的民族仇杀和互相火拼,使 新疆处在内讧,战乱,分裂和动荡之中,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和沙俄趁虚而入。

首先,在1865年元月,阿古柏利用新疆动乱局面,率军入寇新疆,使用狡诈残酷手段,在不到三年的时间,消灭了叶尔羌,和田,库车等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占领了南北疆大部分地区。阿古柏匪徒每占一地即大肆杀戮和抢劫,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各族反抗群众。据《伊米德史》记载阿古柏军队在入侵和田时,短短数十天内至少杀害了当地5万的维吾尔族群众,于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入侵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过程中,见中国人便杀,声称:“把征服者屠杀净尽。”更是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回族群众,甚至连手捧《古兰经》的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还公然提出“杀卡甫尔(异教徒)的口号,据目睹惨状的英国人沙敖说:“仅在喀什噶尔和叶尔羌二城被杀的满汉族人民就有四万人。”到1870年底,阿古柏己占领南疆八城和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等地,把各个封建王朝除伊犁外扫荡殆尽。他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洪福之王)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实现落后的封建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阿古柏一伙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在各地造行宫,穷极奢华,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奴隶制在南疆重演,而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沦为奴隶。有的被贩卖到异国他乡。新疆成了人间地狱。下令回汉人皆剃发易服,光头圆领,效安集人之服饰,毁得各族人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

正当阿古柏向天山以北进犯的时候,沙俄又趁新疆动荡局面,公开派兵武装入侵伊犁。伊犁各族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奋起反击,浴血奋战,多有牺牲,仅塔兰其(维吾尔)就有500人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伊犁的维。汉,蒙,回等各族人民英勇抗击历时50天,终因沙俄依靠优势的军事力量侵占了伊犁全境。向清政府诡称是“代收代管”。把伊犁地区划归沙俄在中亚设置的突厥斯坦斜末列契省管辖,对各族群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大肆搜刮各族群众的钱财,迫害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各族群众,还胁迫大量的中国居民加入俄籍或迁往俄境。

   这就是19世纪6070年代十多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中,新疆各族人民遭受一场空前浩劫。在清军驱逐阿士柏和收复伊犁时,新疆己是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经过十多年的战乱、屠杀后,人口大批死亡逃散,野皆暴骨,田园荒芜,残破调零。对此,乌鲁木齐都统英翰在光绪三年(1877)的一份奏折中说:“乌桓的西陲繁剧之区,北路适中之地,纵横五千里,统属十余城。寇乱以来,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己同平地。。。。满、汉官兵八千人无一存者。。。。乌垣附近,亦多水草,自经兵燹,并就荒芜。即间有二三客民力事耕作,亦不过垦数十亩食,三五人而已。通境合计尚不足原有十分之一”。从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战乱发生时,乌鲁木齐地区各族军民人口应大大超过30万,到清朝恢复在乌鲁木齐地区的统治时,这一地区总人口还不足三万人。

在天山南部是维吾尔族主要集中生活的地方,因长期战乱和阿古柏军队的入侵,也同样造成当地的经济严重破坏和人口流失,光绪三年(1877)八月刘锦棠率军收复喀喇沙尔(今焉耆县),“巡视大城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自喀喇尔到库尔勒,沿途民舍均己烧毁,亦无居民”。刘锦棠在收复南疆各地时看到:“南疆西四城各台站,乱后举目荒凉,居民无多。”因西四城各割据势力互相混战加之阿古柏入侵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各族群众,幸存者逃往异地他乡或隐匿深山,所以当地居民“荡然离去,存者无几。”一位历史学家记述当时情况是:“户口凋残,田渠荒废,荆棘丛生,狐狸啸聚”这就是阿古柏统治下的新疆情况。

素称富饶而美丽的伊犁,于光绪八年(1882)春,在俄国军队撤出伊犁后,率清军进驻的伊犁将军金顺以亲眼所见向清朝政府奏报说:伊犁九城,或者“城内仓库,官兵房荡然无存”,或者“城垣坍塌尤甚”,已经很少有人居住。伊犁旧设屯田颇多,现皆一片荒芜,鞠为茂草。在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战乱发生时,伊犁地区总人口大大超过20万,但是经过十余年的战乱,特别是沙俄军民入侵和后来沙俄军队撤出伊犁时,胁迫当地居民迁入俄境大约为七万多人。据《新疆图志》后来说,到清朝恢复在伊犁地区的统治时,这地地区的人口只有原来的约三分之一,即六万人。贪婪成性的沙俄在伊犁十余年残酷的殖民统治,不仅大肆搜刮各族的钱财,还不断侵夺中国主权,迫害敢于反抗他们的各族群众,抢占各族群众赖以生存的屯田、耕地,各族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皆无衣穿两日一餐。”

上述就是新疆近代史上19世纪6070年代在战乱和外敌入侵中的一段不堪回首的边患史,究其原因是源于清代政府的腐败无能,直接原因是当时分裂分子所造成的,分裂分子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把反清的农民起义蜕变成民族仇杀和割据势力的混战,被分裂的新疆外敌趁机而入造成国破家亡,各族人口大量减少,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冻饿而死。幸存者饱尝了战乱之苦和做亡国奴的辛酸。在收复新疆时,到处是十室九空、满目疮痍、面目全非。

经受过苦难的新疆种族人民最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的和谐安宁的生活。深切地体会到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就稳定则政通人和,国富民强,民族纷争则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外敌入侵,人民遭殃。

我们要正视这段边患史。我们抚今追夕,饮水思源,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内忧外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开辟了改革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得益于党的政策才有各民族大团结,和谐奋进,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才有今天各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我们国家在国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让世界人民刮目相看。现在在党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都是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反腐倡廉,为国为民着想,正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可是现在在三股势力却反对党的领导,想推翻人民政府,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天下将会大乱,那将是13亿中国人的灾难。全国各族人民是绝对不答应的。

正视这段边患史。近现代新疆的分裂势力的手段,同出一辙是一丘之貉。从19世纪6070年代的反动封建主和宗教头目与现在三股势力作对比可知,他们都是仇视民族团结和和谐稳定,他们需要时局混乱,是越乱越好。于是当前三股势力制造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企图造成社会混乱局面,目的是趁动荡之机,破坏祖国的统一可梦想实现他们所谓的政教合一的王道乐土.可是对各族人民却是一场劫难。从而可知今天三股势力和一百多年前边患史中搞分裂的反动宗教头目,封建主们,他们是一丘之貉,尽管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内容,但他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分裂祖国,且破坏祖国统一的手段和伎俩,都是在民族和宗教上做文章,他们都是鼓吹宗教狂热、挑拨民族关系、制造社会动乱,趁机搞分裂建立的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国家。显然现在的三股势力是想步百年前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的后尘,也是想开历史列车,全国各族人民是绝不答应的!

正视这段边患史。新疆被分裂了,那些占地为王的封建主和宗教头目的黄粱美梦也只得逞于一时,昙花一现而已。阿古柏和沙俄之所以敢于入侵就是因为新疆被分裂发生了内乱。可是外敌入侵却遭到了具有反侵略传统的新疆各族人民的殊死抵抗,尽管各族人民英勇杀敌,前赴后继,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原因是新疆被分裂,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北疆沙俄侵占伊犁时凸显沙俄军队武器装备精良,伊犁军民武器简陋,相差悬殊而战斗失败。

分裂分子搞分裂所导致的恶果不仅是民族相残,山河破碎,接踵而来的是外国入侵,成千上万新疆各族人民倒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可谓是同室操戈,贼人入室杀人劫货。所以说分裂分子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从中可知民族纷争被人欺,落后补人打,中华民族一定紧紧团结在一起,发奋图强,励精图志,在党的领导下走复兴之路,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

正视这段边患史。新疆各族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和做亡的辛酸,也不甘屈服于外寇的奴役,企盼早日回归祖国。因此在清军出兵收复新疆的战场上,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战事是“戎机顺迅,近罕其比”。在18766月-18781月,仅一年半时间,阿古柏被彻底驱逐出了新疆。此举大大出乎沙俄意料之外,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伊犁问题。在10年中经过多次谈判和交涉,终于在18824月伊犁重返祖国怀抱。至此才结束这段不堪回首的边患史。

由此可知,尽管当时清朝很腐朽末落,还是收复了新疆。国家统一是民心所向,可见,国家权力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就是顺民心则昌,逆民意则亡。顺应历史,以科学的正义事业必将胜利,那些境内外分裂势力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必定失败,成为人类的狗屎堆。

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一百多年以来,境内外分裂势力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从未停止对新疆的分裂活动,今天我们正告那些分裂势力:你们之所为,无非是螳螂挡车,蚍蜉撼树,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而已,赶快收起你们的妄想,停止作恶,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因为今天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不是百年前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今天的各族人民是空前团结,有高度觉悟的,早己识破了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对三股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乱杀无辜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残暴行径,都无比愤慨,纷纷口诛笔伐,进行谴责声讨,是同仇敌忾、异口同声的指出:三股势力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暴力恐怖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股势力借以民族宗教问题来掩饰其身和政治目的。愚弄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各族群众清楚认识到:与三股势力的斗争即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全国各族人民与境内外敌对势力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境内外敌人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场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也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决定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一百多年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我们今后反分裂的斗争也是任重而道远。对现在三股势力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忧患意识,和战略定力,对三股势力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一定要在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在维护祖国统一与企图分裂祖国、维护民族团结与企图挑起民族仇恨、维护社会稳定与企图制造暴乱的渗透、分裂活动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健全群防群治,依法强化精准打击,防暴于未然的长效机制,让三股势力无藏身之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为新疆经济大发展保驾护航。

新疆是我们各族人民的美丽家园,新疆各族儿女盼发展,建设更繁荣富强、美丽的新疆。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十三亿中国人民为后盾,在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三股势力只是蚍蜉、螳螂之辈,根本阻止不了新疆跨跃式的发展进程,今天新疆面临历史新的机遇,让我们新疆各族儿女更加紧密团结、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乘风破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第八章 西部边陲明珠——察布查尔县

 

     本文前言中,我于2011年陪叔侄二人回沈阳认祖归宗,这一认亲事件,起缘于我在新疆高泉从教时,为了实现父亲愿望,让我去伊犁寻找安家西迁的后人。

     我曾三次赴伊犁察布查尔县,如今圆了分离247年一代代前辈们骨肉亲人相聚的梦,圆梦的同时,每次看到的察布查尔县都有新感觉,这里的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片地,可地面上的公路、田野、县城、村庄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神奇的变化。

 我踏上察布查尔县这片土地的第一感觉是犹如故乡那般亲切,印象与东北故乡比较而言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到处可见高直的白杨,还有纵横交错的渠道,察县虽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但也不亚于沈阳市郊区的城镇。这是二十年前的情况,如今,这片天地面貌如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看看土生土长的郭基南老先生是怎样描述的吧!

 一跨入故乡的门槛,映入眼帘的就是县城的崭新风光。一条宽敞平坦的柏油路横穿城中,东连伊宁西通金泉,马路上各种类型大小汽车来往如织,马路两旁均栽有桐树、松树、垂柳,种植了瑰丽多彩的月季,景致优美,芳香四溢,城中的街道两侧则多植齐崭崭、笔挺的白杨和旱柳,环抱那不断崛起的楼堂馆厦和居民新宅,风光秀丽清雅。

 在县城中央修了一个万人广场,广场地面上都铺满了乳白色的有纹瓷砖,别具风格。南端建有钢筋水泥结构的观礼台,其后面山墙上又精心雕刻了反映锡伯族狩猎的浮雕,注目望去,非常雄伟壮观。

 广场对面林立了休闲场所和风味餐馆、超市、商场······,中间开辟花园,也都用花纹瓷砖铺设,满园花香鸟语。

 晚上灯火辉煌,火树银花,千奇百媚如同仙境!50年前的土墙土屋的小县城,如今变成楼厦遍布、玲琅满目的花园式城镇,这就是人间奇迹。

察布查尔县已成为现代化的城镇,是屹立于西北边陲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郊区,从伊宁到察县再到边防重镇金泉,近60公里的路程,路边的田野如画,这种幡然巨变令人感慨万千。昔日这条路是晴日里尘土飞扬让人马窒息,阴雨天多处翻浆,更有四大深沟横卧去路,每行此路都令人倍感人困马乏,行履艰辛之苦。

 而今它已变成宽坦整洁、畅通无阻的柏油马路,昔日这条土路两旁不见树木,十分荒凉,而今在这条彩虹般的柏油马路两侧,全是多行密植的白杨林带,郁郁葱葱,宛如绿色长廊一直到天边。林带两翼尽是沃野肥田,农田中间四周又筑起纵横交错的绿色保护屏障,那数不尽的林带,网住一座座村庄和一块块条田,庄稼媲美瓜果飘香,是一片喜人的景象。

 让人惊奇的是昔日蚊虻肆虐、臭味熏天的苇湖泥沼,今已改成为葱葱婆娑的万亩良田。在那水天相映的伊犁河畔灌木杂树林中开辟了森林公园,建造了几处富有草原风味特色的蒙古包式的住所和楼馆亭台,供游人们避暑和尽情游览。还有一处是伊犁日报社投资修建的旅游胜地,更胜一筹,它不仅有楼馆亭榭,而且凿有人造大湖和莲花池,湖面碧水荡漾、小舟游弋,莲花竞相盛开,颇有江南水乡之秀美,也可领略北方草原风光。

 在农村,那往日的土墙土屋不见了,替代的多是砖墙砖混的住宅院落,房前屋后还栽有各种果木和蔬菜,阳光下别有一番宜人景色,祥和安逸、赏心悦目;听声音,院内禽畜鸣叫,是一幅美妙的五畜兴旺的交响曲,很多家庭院落内都停放着拖拉机、摩托车现代机械,家里都是现代化电器组合橱柜,小康家庭比比皆是。

 锡伯族人民是个勤劳、勇敢、爱国奉献、团结进取的民族,解放6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生活上都大大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十年是历史的瞬间,可就在这历史瞬间,锡伯族却完成了跨入现代化的千古飞跃,他完全得益于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这就是改革开放方针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从建国至今60余年的历程也告诉我们,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踏上了改革开放和稳定之路,很是不易的。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现在我们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和谐稳定的局面,同样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必须倍加珍惜,要传承和弘扬前辈们的爱国奉献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鼓足干劲、求真务实、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共建和谐社会、齐奔小康,再创新的辉煌!!

 

 

后记

本文是以《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的新疆锡伯族的历史内容为主线。

参考以下书目:

《新疆屯垦简史》赵予征著

《锡伯族专辑》伊犁文史资料26

《辽宁锡伯族史话》安振泰著

《察哈尔领队大臣喀尔莽阿事迹》苏德著

《伊犁锡伯总管喀尔莽阿分呈署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塔城参赞大臣代奏之禀帖》穆精阿译  佟克力校

等有关内容,以时间顺序,择取与锡伯族相关的内容加之自己的感悟而成就本篇的。

本人认为,这样方便而鲜明的让人们了解锡伯族西迁戍边的事迹。因主要表现的是戍边事迹,所以,此篇曾用名《西北边防部队》,现改为《魂佑西疆》。因为锡伯族人民西迁并扎根西北边疆、戍守西北边疆成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使命,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主宰他们一切行动的“魂”,故名之。这样更贴近内容。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新疆锡伯族语言协会秘书长顾志明同志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还有安英新等提供一些有关资料。在写完手稿后,因为要把这些文字录入电脑,我很为难。这时,我的两个学生李华和谷翠利在得知我的心愿后先后积极踊跃的帮助我录入文字,并且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一次又一次较正书稿,最终终稿。在这里,我向各位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文不足之处,诚请读者能够给予指正和谅解!非常感谢!

                            作者:安振广

                         2015.3.19日于乌鲁木齐

 

个人简历

    安振广,男,76岁,原籍辽宁沈阳市新城子区岳七屯村,锡伯族。生于19391118日。

    在原籍读小学;

    在沈阳市读中学;

    1960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在辽吉电业管理局沈阳市中心试验所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沈阳市皇姑区塑料化学厂作化验员;

    19625月精减下放到昌图县马仲乡西大营务农;

    19787月应试进马仲乡中学任教,期间函授化学科大专毕业。

    19847月应聘到新疆农七师124团一中任教,直到1999年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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