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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锡伯历史长廊 > 锡伯人与察布查尔布哈(郭建中、郭超)

 

郭建中、郭超
本文主要探讨察布查尔布哈(大渠)修建成功对锡伯族人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与深远影响以及对清朝国防战略中的重要意义,锡伯族是个爱国主义的民族,应大力宣扬她的历史功绩和爱国精神。
 一、察布查尔布哈(大渠)建成前三十八年的艰辛创业:
1、人口和劳动力
西迁锡伯族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农历4月10日、4月19日分两队从盛京出发,乾隆三十年(1765年)7月20日-22日到达伊犁暂住乌哈尔里克城。当时的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根据锡伯族在原籍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决定把锡伯族安置在伊犁河南岸;并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元月底趁伊犁河封冻期过河迁到南岸。开始时编为六个牛录,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7月20日朱批同意编为八个牛录。从沈阳出发时的官兵人数为1020名,家眷人数为3275名,其中7名半途逃回;另外私自跟来闲散405名,沿途出生儿童350名,沿途死亡情况没有报告;因此到达伊犁的总人口应该是5043人。男女人数,年龄情况不详,从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的奏折中看到,西迁锡伯中“兵齐丁多,老幼甚寡”说明老幼少、青壮年官兵多,男性多。
2、八个牛录驻地及土地情况:
⑴一、三牛录驻地为霍吉格尔一带,就是现在的地址,未迁移过;他们主要靠金泉沟泉水,水磨沟泉水,吉仁布拉克泉水灌溉农田;4--6月份还可以利用洪海沟山水灌溉。泉水4--9月流量为0.49m3/秒,经流为0.08亿方,按40%的利用率可利用的水量为300万方,一亩按600方计算,可种5000亩,人均可种4亩,每个牛录可种2500亩左右。这一带在准噶尔时期就有了一定面积的耕地,土地质量还可以。
⑵二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分叉处,富勒建庄子附近及米粮泉南面,寨牛录尕尔干河西端南岸,耕地主要在绰霍尔河两岸,从绰霍尔河引水灌溉,这一带是伊犁河滩地,土层薄,一般3050厘米,地下水位高,灌木、杂草纵生;靠近伊犁河及次生林,便于打猎、捕鱼。
⑶四牛录驻地现佛营地方,主要用南面的亚琴舍里,沙颜舍里两泉水耕种;根据水量推算,4--8月份经流0.03亿方,按40%利用,水量为120万方。每亩用水600方/年,可种2000亩地。
⑷五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南岸绰霍尔拜兴地方,现68团团部以西,耕地主要分布在河的两边,土地潮湿,土层薄,杂草、權木丛生。
⑸六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南岸绰霍尔拜兴以东即现在“孙珠克”村,耕地分布在河的北边和南边,也是下潮地。
⑹七牛录驻地在绰霍尔河北岸,土地条件与六牛录驻地情况差不多。
⑺八牛录驻地在巴特蒙克以西额勒森托洛海地方(今羊场阿吉噶善以北1.5公里处),土地是典型的河滩地,引绰霍尔河尾巴水灌开,土地情况比其他牛录更差一些。
当时八个牛录耕种的土地面积应该多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根据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借给锡伯营的籽种数量推算一下,借给的麦子234石,青稞66石,大麦50石,黍62石,小米88石。为了“尽力加种”又借了青稞400石。一石为80公斤左右。计算结果:
①麦子234石×80公斤=18720公斤
每亩种子按13公斤计算,可播种1440亩。
②青稞466石×75公斤=34950公斤
每亩种子12公斤计算,可播种2912.5亩
③大麦50石×75公斤=3750公斤
每亩种子12公斤计算,可播种312.5亩
④黍62石×60公斤=3720公斤
每亩种子1.5公斤计算,可播2480亩。
⑤小米88石×60公斤=5280公斤
每亩1公斤,可播5280亩。
以上合计播种面积为12425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以及能利用的可耕地情况,估计到察布查尔布哈(大渠)修建前农田面积达2万亩左右。
3、农业种植情况
锡伯族西迁伊犁河南岸的第一年即乾隆31年4月春播面积为12000亩左右。4--5月份发生了蝗灾,维吾尔族农田,锡伯族农田都受到危害。因受蝗虫危害,锡伯族农田损失较大,锡伯两个牛录的收成只够明年的口粮;四个牛录的三个月(7月--9月)的口粮从备荒支撑粮中挤出一些,再加俸禄算是解决了;十月以后他们自已无法解决,经乾隆帝同意,按照刚来伊犁的有关规定,大口每天供应一斤口粮,小口每天半斤口粮,从国家粮库中暂借,从来年的收成中归还。看来,锡伯营军民一开始就碰到很大困难。为了减轻负担,乾隆31年9月份伊犁将军明瑞上奏要求把暂借的400石青稞种子免还,同时上奏为了补充口粮,允许锡伯营就近打猎,他们自带枪支够用,但火药不够,从公库调给火药50公斤,从俸禄中扣除。第三年少量发生蝗虫,到4月25日已全部消灭,农作物的长势不错,可望丰收。
到了乾隆35年,情况就比较好,基本掌握了这儿的情况,新开土地也开始熟化,各种作物长势都好。
乾隆36年10月7日,伊犁将军舒赫德的奏折中讲锡伯人前几年生活非常艰苦,副都统伊常阿这几年用心治理,实行分户耕种,都为农耕尽了力,生活好了。
以后的年份虽然自然灾害不断,但人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做到农产品自给有余。
在《清高宗实录》中记载:“移驻伊犁之锡伯,业经三十年,户口滋生,倍加往昔……。请将余存节年粮米二万二千余石,除留一年口粮外,趁价变卖,可得银一万两,作为滋生银两。”可见经过30年的奋斗,锡伯人站住了,有了生存发展的初步基础。22000石等于176万公斤,按当时人口7000人计算,人均储备粮达250公斤。
4、马、牛饲养情况
锡伯族从沈阳出发时有马2090匹,路上补充借给500匹,到伊犁时只剩2016匹,路上倒毙574匹。牛3036头,到达伊犁只剩469头,倒毙2567头。
乾隆31年为了锡伯营便于吃奶,利于生计,实行了滋生马、牛承包制度。承包的滋生马599匹,规定二年应上交87匹。二年后经检查发现不仅没有增加,返而减少了176匹。伊犁将军阿桂的奏折中讲“他们在原籍已失养畜之道,另每年赴楚胡楚驻防,守卡伦,公差,种自己的地,牧自己的牲畜;因此饲养承包的滋生牛马,确实能力不及”。根据这一困难情况,朝延批准免去按规定上交的87匹马,减少的176匹滋生马要赔偿,办法是官府统一从哈萨克购进,每匹马按4两银子从锡伯营应得的钱粮银中扣取;然后把599匹滋生马移交给厄鲁特牧放。
当时朝延认为牧放滋生牛较容易一些,因此仍交锡伯营牧放。根据清朝档案提供的资料,规定承包滋生牛的年龄为四岁,时间为四年,每年10头滋生牛上交两头。到了嘉庆三年以同样的原因收回交维吾尔农民牧放。当时锡伯,索伦二营移交的滋生牛1061头,到了嘉庆13年维吾尔农民也因种地牧放自家的牛,无暇看管牧放此项牛只,恐多损失为理由转交给厄鲁特营。
清朝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察布查尔县实行的铁群制很相似,这种制度最大的毛病是特大自然灾害给牲畜带来严重危害没有考虑,都是按正常年份计算承包;另外滋生牛从四岁到8岁其基数不变,这是不服合自然规律,四岁时的数量和八岁时的数量肯定不一样,应该逐年减少一定的损失比例,否则无形中增加了上交数额。除了公家牛群承包饲养外还饲养自己的牛群,还要种自己的地;因直接利益关系老百姓更多的关心自己的利益,这才是这种制度失败的内在原因。
马匹是锡伯营很重要的工具,官兵巡边、换防、驻守卡伦都用自己的军马,种地、运输又离不开马,因此马的消耗也较大;刚来几年水土不服马匹死亡率也高,滋生马承包又失败,马匹数量不断减少。到了乾隆37年3月锡伯营只有200多匹马,这一年从官牧场补充购得300匹;38年6月购得250匹马,每匹马4.5两银子。可见当时平均每年都在补充200匹马左右。以后的年份,也不断的补充马匹,估计每年购马支付的银子就达800--900两,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可见锡伯营的负担很重。
5、水利工程和管理情况
一、三、四牛录主要以泉水和洪海沟水灌溉农田,泉水的利用比较方便一些,以牛录为单位统一修建灌溉渠道,统一调度轮流灌溉,每年集体清淤,有专门水管员负责。洪海沟引水渠道较长,渗漏大,洪水期水量大,一家一户无法利用,必须集体劳动。
二、五、六、七、八牛录驻地和耕地分布在绰霍尔河两岸,东西向20公里范围内,绰霍尔河全长40公里,纵坡约1/600,平均流量15m 3/秒。它是在伊犁河南岸古河床上自然形成的,绰霍尔河以南到坎子下形成了苇湖地带。在准噶尔时期蒙古人修建了一些简宜工程和渠道,在河两边种了一些土地;锡伯营定居后,整治原有渠道,又修建了必要的水坝,闸门和许多引水渠;在这个灌区当时种一万亩左右。河水的调节由锡伯营总管和副总管负责处理。每个牛录由佐领统管。同时设立专门负责水利工程和管理的官叫华兰达。当时的锡伯营是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组织,在总官的统一指挥下,兵民年年统一修渠,统一分配水资源。
6、资金情况
西迁锡伯族应得费用问题,乾隆29年4月19日盛京将军舍图肯奏折中讲“照索伦营之例:协领等每人得给一年俸禄130两,给二个月盐菜银每月六两,跟役六名,马十匹;防御,骁骑校等,照索伦骁骑校之例,按其品级,每人得给一年俸禄外,又得给两月盐菜银每月二两,跟役二名,马六匹;官员之跟役每人得给两月盐菜银每月五钱,赏银二两;兵丁每户给整装银三十两,兵每人得给两月盐菜银每月一两五钱,其不带跟役者每人赏银十两;官兵及家眷皆由原起程处带两个月口粮。每口得给马一匹,每户给驼一峰,帐房一座,锅一口,每马折银八两,每驼折银十八两,每帐房折银四两,每锅折银二两。当时根据锡伯人的情况,每户给马二匹牛三头,车一辆。”
‘按以上标准,1022名官兵,3275名百姓应得银94240两。
明细表

 
应得俸禄
盐菜银
跟役赏银
马驼、帐房、锅
1、协领2名
260
24
12×(1+2)
=36
20×8=160
2、防御10名
10×80=800
10×4=40
20×3=60
60×8=480
3、骁骑校10名
10×60=600
10×4=40
20×3=60
60×8=480
4、兵1000名
1000×30
=30000
1000×3
=3000
马:4275匹×8=34200两
驼:1000峰×18=18000两
帐房:1000×4=4000两
锅:1000×2=2000两
5、家眷3275口,每人给马一匹
合计1022
31660
3104
156
59320
总合计
94240

明细表注明:这个数中未包括不带跟役者的赏银,因为赏了几个人不清楚。实际支出为:购2000匹马,付银16000两,购牛3000头,付银24000两;购车1000辆,付银8000两。购帐房1000座,付银4000两;购锅1000口,付银2000两,官兵跟役的俸禄、盐菜银、赏银等支出4920两。以上合计支出为58920两。出发时还有35320两银子,考虑到路远日久,补充马匹牲畜,生活不至于发生困难,决定每户节银30两,计三万两做预备金。对这部分资金严格管理,“按名分包,出彰武台边门,行至蒙古路后,因无所费用,将包按名交给本人携去,以备沿途接济”。乾隆29年4月10日、19日陆续出发,8月24日到达乌里雅苏台,
补充了四个月的口粮,一个月茶叶。抵达时的牛430头,倒毙2606头,损失费20848两,马虽有2090余匹,其中有瘦弱者350匹,根据这一情况乌里雅苏台将军处借给马500匹,驼500峰。乾隆30年春天因河水上涨,受困多日,口粮不够用,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处解决口粮400石,口粮羊2000只。乾隆30年7月20-22日陆续抵达伊犁,当时有马2016匹,驼180峰,牛469头,扣除借给的马500匹,锡伯营实有马1516匹。考虑到来年耕田不够用,朝庭同意这500匹马就不收回了,而按一匹马4两折价2000两,从锡伯营每月应领钱粮内扣取。倒毙驼314峰,经皇帝批准,豁免157峰,其余157峰过一年后定期偿还。计157×18两=2826两。
在路途损失的折银为牛20848两、马4592两、驼5652两,合计31092两。锡伯族西迁是朝庭的行为,按道理损失应该朝庭负担;当时朝庭只豁免4826两,可见锡伯族西迁是多么艰难。那么到达伊犁时锡伯营属于自己的财产和资金有哪些呢?主要有马2016匹,牛469头,车辆不到1000车。资金方面:实际剩下的银子35320两。其中三万两是分给各户的整装银,锡伯营能使用的也就5320两银子。这些财产和这部分资金将成为西迁锡伯族生存和发展的启动资金。
定居伊犁河南岸后,盖房子,置办生产工具,搞水利工程等虽然靠自己劳动完成的,但也用去不少银子。头几年农业受灾吃返销粮,支付粮银,支付滋生马赔偿费,购买耕牛等每年开支也不少。此外每年需补充自备马内倒毙之马,派往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及坐卡巡边官兵等资助额外多开支600多两银子。关于锡伯人经济负担重的问题伊犁将军保宁在乾隆53年11月奏折中讲“查得,锡伯营兵丁每年所需补充自备马匹内倒毙之马,又给派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巡边、行围之人资助等项银两,并非由官通融办理支拨,均于兵丁钱粮内扣留资助。于是,锡伯营所有兵丁生计已显困窘。若不从今通融办理,竞为不可,且如此私扣兵丁钱两办理,日久难免滋生弊端”。为解决这一严重问题,他们想出的办法是把锡伯营西迁时应得盐菜银中扣留的6000两做为滋生银使用。每两月息为九厘,所获息银,用以补充该营倒毙之马及各项资助之项。当时伊犁的满营于乾隆33年就动用伊犁地方征收的房屋田地等项租银3万余两设立滋生银。它的用途为满州兵丁红白事赏恤之用。从这两种滋生银的来源,用途上的不同也可以看出锡伯族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
有一点滋生银总比没有好,6000两每年可得利银648两,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但毕竟数目很少,不敷开销,所以乾隆58年经报闻伊犁将军保宁奏准,“锡伯营从库存粮二万二千余石中变卖九千八百石,得银一万二千两做为滋生银。两项滋生银共一万八千两,每两每月息银九厘,一年得息一千九百四十四两,有润月时,得银二千一百零六”两。一年有了2000多两滋生银,除了赔偿马匹损失,资助各项差务费,赡养鳏寡孤独人等外,还可以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锡伯族生计,前途、命运极为重要的,给当时人们下定决心开挖影响深远的察布查尔布哈,提供了经济上的重要保证。后来到了道光30年(1850年)又从将军大库借银8800两,八个牛录400两,总管府400两,牛录档房400两共10000两。前后三次筹集滋生银28000两,一年利息2800两,润月年息2952两,当年归还八个牛录、总管府、牛录档房借的1200两银子,其余按季抚恤鳏寡孤独之人,并补助驻卡伦,巡边,换防等项支出。
除了滋生银以外,锡伯营主要出租公田给闲散,他们按规定上交租粮,这部分粮食成为锡伯营主要的收入来源。
二、察布查尔布哈开挖的原因及工程情况
1802年开挖察布查尔(布哈)大渠时,锡伯族西迁已经38年了,锡伯族经过千难万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种植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有了客观的储备粮。承包滋生马虽然没有成功,承包滋生牛坚持了三十多年,为锡伯人的养牛业打下了基础。打猎和捕渔,成为重要的副业;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然而这时候也出现了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几大问题:
其一就是38年来无大的战乱,经济和生活相对平安,“户口滋生,倍加往昔”,人口达8000人左右。三、四牛录豁吉格尔、佛营一带因山水和泉水的制约无法扩大耕地,每个牛录也只能种2000--2500亩;这一带土地又是洪积冲积扇边缓,盐碱较重。其他五个牛录都在绰霍尔河两边,河南边多为芦苇湖,无法扩大耕地;河北边多为伊犁河滩地,土层薄,肥力不高,夏天经常受伊犁河洪水浸没;因此,绰霍尔河“渠北地隘,虑在无田”。
其二是经过38年的耕种,土地出现严重的盐渍化;粮食产量不能增加,盐渍化也严重引起房屋倒塌,生活环境潮湿,影响身体健康,特别是蚊子多,长时间疟疾盛行等等。
其三是“60年后回老家”这个说法,有没有乾隆的正式御旨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上辈人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把祖先的骨灰装坛子埋藏,回老家时便于取走。但38年后这种希望开始破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事人乾隆于1799年去逝,他在世时不能兑现,死后更不能兑现了。况且60年后人口达一万多人,要全部迁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锡伯人开始寻找永久立足之地。锡伯人永久的家园在那里?从伊犁将军以下到本族官兵民进行了多次讨论;也派专人考查过伊犁河谷各地情况。据老人们讲:最后集中的是从察布查尔山口伊犁河上引水,在芦苇湖南面坎子上开发土地,安排八个牛录;该方案就近开发,搬迁容易,还可逐步搬迁,损失小一些。主要问题是工程困难,伊犁河床不稳定,对引水口影响较大,渠道通过的地段地形复杂,沟坎多,工程难度大。嘉庆四年(1799)一代英雄图伯特被任命为锡伯营总管,历史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肩上。第一次动员会议受到部分官吏们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六十年快到了,不要再折腾了”。面对这些议论,图伯特耐心的做说服工作,申明60年后不能回去的道理,为了子孙后代,民族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新的家园。为了取得伊犁将军的支持,他上书详细说明了开挖新的大渠,开发新的土地,建新的家园对巩固边防与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为了坚定全族的决心和伊犁将军的信心,他以家族担保;这些都感动了伊犁将军,得到了他的同意;也得到了本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另外这时已经具备一定的后勤支持的经济力量,公仓有上万石粮食储备,滋生银每年利息达2000两左右。在具体方案的制定上,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虚心听取人民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从察布查尔山口伊犁河引水修大渠,在坎子上开发土地重建家园的方案。方案确定后他亲自带领有经验的老人,对开发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情况,土壤成份等都详细勘察和取样,并绘制简易的规划图。经过几年的准备,他在任总管的第四年,即嘉庆七年1802年9月1日正式开工修建举世闻名的锡伯族的母亲渠——察布查尔布哈。
为了便于管理和指挥把八个牛录编成两个大队,每个队400个劳动力,其中军人200人,闲散200人。春秋轮流劳动。后勤保障方面规定:从锡伯营滋生银的利息中每月每个劳力给付三钱,400个劳力一个月120两银子。另外闲散每人每月发放工粮二石五斗。每年秋季劳动45天,春季劳动45天,一年3个月。按六年计算共投入(90×400)×6=216000个人工日,支出盘费2160两,支出工粮9000石,其他支出219两银子。当时没有水平仪、经纬仪等条件下,渠道纵坡的测量是个难题,传说晚上用三束香火测量有一定的根据。但总体上根据地形,控制一定的纵坡来确定渠道走向的。阔洪济退水闸以上5公里纵坡为1/500,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往上调,因此以后就冲刷严重,形成了大沟。从查干布拉克到八乡退水渠有6公里左右,为避免大挖大填,水渠只能根据地形沿坎子边走,形成了有名的十三个湾道,是最容易冲坏的地方。龙口的位置选在现在龙口以下200米左右河床上,当时没有水泥,钢材等材料,只能用水柳枝条、麦草压条压石的办法结合打木桩加固龙口不要被河水冲坏。龙口本身没有节水闸,洪水期就进水多,枯水期就进水少,为了解决节水问题后来在龙口下3公里处修了塔尔洪龙口;水大时可以开闸把多余水排泄出去,保证下游的安全。
当时实行了边开挖边收益的做法:开挖的第二年11月渠道已到了阔洪齐以西莫林布拉克地方,获得新开农田97顷54亩,分给二、五、六、七牛录佐领每人30亩,骁骑校每人25亩,兵每人17亩,闲散65人,每人10亩,合计9234亩。
嘉庆10年3月锡伯营档案中记载:“分给正黄旗等四旗之察布查尔地亩,耕种二年后获益。由该四旗调粮750石,支援秋季挖渠之镶黄旗等四旗兵丁闲散作盘费之用;又(该四旗)牛录佐领各出银四两五钱,骁骑校各出银三两,作镶黄旗等四旗兵丁闲散盘费之用”。
可见不仅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解决了部分修渠所需要的口粮和资金;同时也解决了渠道试水,减少返工问题。当时朝庭支援了多少没有找到文献资料,可以断定大渠的开挖,没有要国家的一分钱,全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的。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到了嘉庆13年春季,终于修成了二百里长,深一丈宽一丈二尺的大渠,开垦了78704亩农田。
三、察布查尔布哈的建成给锡伯营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和深远影响。
1、生产向广度、深度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巩固,锡伯人有了生存发展的根基。察布查尔布哈建成以前锡伯人经过三十八年的奋斗,开发的耕地也只有二万来亩。这时的人口为8000人左右,人均也只有二亩左右,建成后新开发土地和原有耕地近十万亩,人均十亩左右,大大的扩展了生产潜力。为了解决耕牛不够问题,于嘉庆13年、19年、25年前后购进耕牛3000头。每亩单产按一石计算(80公斤)可产粮近十万石。新疆简史293页上有个统计资料:“当时北疆屯田二十八万八千多亩,每年收获粮食二十四万石”,锡伯营的粮食已经占到当时北疆屯田粮食的近一半,成为新疆最富裕的地区。成为清朝在西部进行屯垦戊边的典型。这时候为了向农业的深度发展,开始了种植业结耕调整,推广水稻、冬麦、高梁、胡麻等作物。锡伯营档案记载:嘉庆12年(1807年)5月伊犁将军松筠的奏折中提到“伊犁地区去冬今春雪大,……军民于去年秋天种植的小麦长势良好,都开始抽穗”。“嘉庆14年开始在渠北原有耕地上种小麦等作物,盐碱潮湿地种水稻”。“嘉庆14年3月,为了八个牛录种好水稻,从水稻庄子聘请两人作为教员,每月每人支给1.5两盘费”。嘉庆25年11月伊犁将军庆祥的奏折中讲:“锡伯营耕牛因各种原因数量大为减少,为了不失时机的种好冬麦,希望从官牧场购得二等牛”。从以上资料中可看到锡伯营已经普及冬麦的种植,由于冬小麦、水稻这些细粮种植面积的增加,锡伯人的主食结构发生了变化,细粮占主要地位,随着粮食的增多,加工业也随之发展,每个牛录都有好几个水磨,扎油坊等;以后又出现了烧酒坊。铁匠、木匠等手工业以及供应日用品的小商店也发展起来,从而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为了解决吃菜、吃肉问题,家家在自家后院种菜、种果树、养猪、养鸡等,后来到三区革命前后,养猪有了一定规模,而且大部出口,活跃了外贸,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2、锡伯族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健康、道德、文化水平提高。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原居住在绰霍尔河流域潮湿土地的几个牛录,先后迁到布哈两岸修筑城堡定居下来;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规划整齐的村落相望。城堡都是正方形,周长六、七里至十里不等;城墙底宽一丈余,顶宽六七尺,高一丈四尺,四面有门,能起到很好的防守作用。城堡内街道整齐,南北、东西中央十字大道;街道都是东西方向,每户有2亩左右的地,分前院、后院,房子在中间地带,都朝阳。南北向还留有“胡通”,人畜可以过。街道两旁栽杨、柳、榆等树。牛录衙门就建中央十字路口两侧;后面还有练兵用的校场,粮仓也一般建在这里。锡伯族崇拜关公,每个牛录都修建关公庙,环境优美,成为锡伯族每年纪念“西迁节”的活动场所。五牛录还修建苏木喇嘛庙(靖远寺),成为锡伯族的主要宗教活动场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全部按照沈阳的布局;大格子木窗,三面有火坑。迁到新的城堡彻底脱离了潮湿生活环境,不仅房屋寿命延长,也减轻了修房负担,更重要的是卫生条件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提高,人口增长较快;资料记载:“嘉庆20年(1815年)锡伯营人口为9337人,到了同治2年(1863年)人口发展到20030人”。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都有了很大改观。道光十年(1830年)锡伯营总管和特恒额在铭刻图公碑文中讲“自垦种以来,年年丰收,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诸凡衣食之用,婚嫁祭祀之典,无不赖此备焉。兆民含哺,鼓腹永承,晴天和日,安享其乐;积粟满仓,以备不虞,严明法纪,克勤技艺,倡导孝悌,完善   礼仪”。可见其功德无量。
3、有了察布查尔布哈,锡伯营人强马壮,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宁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764年西迁到1820年南疆地区张格尔第一次作乱,锡伯族已经在西北边疆度过了56年;察布查尔布哈收益已13年,锡伯营各方面都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1020名官兵丰衣足食,个个身体健康;除农忙季节,凡是在家的官兵按规定严格训练,马步射箭技能比来时大大提高。因饲料饲草丰富,军马个个强壮,经济发展保障锡伯营有能力从官牧场购进马匹,不断更新军马,使兵马处于最佳状态。这50多年来边疆相对安宁,没有大的动乱,锡伯营按规定换防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卡伦,巡逻边境,此外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当时家家有余粮外,牛录公仓都有客观的储备粮;这些都成为官兵的后勤保障。
嘉庆25年至道光8年(1820--1828)张格尔在南疆搞武装叛乱,这是一次外国侵略势力参与的分裂祖国的严重事件。开始时锡伯换防官兵和索伦官兵一起奋力堵剿,张格尔大败而逃。1825年夏张格尔纠约布鲁特又进犯喀什哈尔边境,清兵追剿时误入险山被困,300多名清军覆没,其中锡伯驻防兵35名。11月增调伊犁五个营的兵500名支援南疆,稳定了局势。1826年农历6月14日张格尔第三次作乱,参加暴乱的有一万多人,浩罕国又出兵四千余人来助张格尔,暴乱分子相继攻陷了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喀什参赞大臣庆祥自刎殉国。在这危急时刻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担任伊犁方面军总指挥,带领690余名子弟兵,其中锡伯兵200余名回阿克苏参战;农历7月27日在极其险难复杂情况下,过浑巴什河堵剿,杀贼一百余名。配合兄弟部队与6000多名叛匪激战两昼夜,歼敌1000多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次胜利成为平定张格尔叛乱的转折点,这以后又经过多次的浴血奋战,于1828年春张格尔在喀尔铁盖山被锡伯马甲纳松阿、舒兴阿等活捉,送北京正法。1830年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叛乱,后来1847年、1857年张的后裔又制造了几次叛乱;以上各次战斗中锡伯营涌现很多英雄人物,总管额尔古伦等7人赏给巴图鲁名号,并绘图紫光阁。另外受到晋级提升,戴花翎的官兵有70多人,同时也牺牲几百人马。可见锡伯营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安宁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爆发伊犁动乱,一小撮反动宗教头目很快篡夺权力,鼓吹“圣战”,反对“异教徒”,把阶级矛盾变成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使双方的无辜群众遭受极大的损失。在前期保卫惠远城、惠宁城,捍卫清政权的战争中,锡伯营军民前后参战3250人次,死亡人数超千人。还前后抽调牛车500辆,筹集面粉2.5万公斤,粮食13850斛,牛、羊、猪、鸡、鸭等600余头(只)支援了惠远城。后来攻打锡伯营八个牛录,在二牛录保卫战中就死亡430人,其他牛录也死了不少。同时烧毁大部分成熟的庄稼,抢走大批的牲畜和财产,破坏察布查尔布哈,使锡伯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沙俄利用伊犁动乱,从1867年开始侵略我国西部边界,1869年侵入我国库尔嘎什;1870年9月侵入天山穆扎尔特和博罗胡吉尔地区;1871年6月大举进犯阿克肯特;面对外国的侵略,以保卫祖国为神圣职责的锡伯人,强忍着“苏丹汗国”造成的伤痛,依然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奋起抵抗侵略军,用鲜血写下了爱国诗篇。
沙俄占领伊犁后,领队大臣、总管喀尔莽阿以清朝官方代表的身份,捍卫国家的主权,团结和带领各旗官兵,表示“同心能死,不降俄夷”,并多次进行抗纳粮,抗捐抗税斗争,拒绝为沙俄办事;多次秘密上报朝庭有关沙俄在伊犁的侵略行径。沙俄恨之入骨将喀尔莽阿全家强行驱逐出伊犁;喀尔莽阿到塔城后又接受新的任务,带领锡伯官兵500多人,在乌苏、车排子、安集海、博乐塔拉等地修水渠,开荒种地;为收复伊犁的清朝大军提供了军粮,锡伯族又一次为反对外国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积累了宝贵的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培养了农业水利技术人才,为新疆的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在当时像察布查尔布哈这样大型水利工程在伊犁地区乃至全疆都是少有的。没有前人的经验,为了求生存,全营上下一条心,在朝庭没有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制定具体方案和实际施工中,坚持实事求是,渠道走向的确定上,即考虑一定的流速,也考虑尽可能多的控制灌溉面积;尽量减少土方量,避免大挖大填。此外像伊犁河这样流速快,河床不稳定,水中沙石含量大的河岸上建无坝引水龙口的成功以及水流缓慢,泥沙淤积多的地方,易受洪水危害的地段设防洪以及排水闸门设施等都是实践中得到的成功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好的工程设施,必须还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首先建立了“华兰达”制度,就是建立察布查尔布哈管理机构,直接受总管领导;各牛录必须听从他们的统一管理,对工程维修的安排,水量的分配,纠纷的处理,抢险的紧急调动,各项水费的收交,对破坏行为的处理等,赋予较大的管理权。规定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进行清淤。18岁--41岁壮丁,每三年轮流参加一次清淤,以后又改为每年轮一次。在外服役的官兵以及孤寡残疾人可以免去。这些制度的形成以及逐步完善,保证了大渠的安全运行,使它成为伊犁地区仍使用的古老的人工渠道。
察布查尔大渠的成功开挖,为伊犁地区乃至全疆屯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1804年伊犁将军松筠提议八旗兵“应按照锡伯营屯制 ,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其典型事例是:以锡伯营为榜样,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满州营屯田之事;从1804年至1812年经过几年努力,满营在惠远、惠宁(巴彦岱)一带开垦农田数万亩,嘉庆九年(1804年)八月还从锡伯营专门请三人为师,教满州营耕种农田技术。到1815年为解决满营与回屯争水问题,伊犁将军决定开挖阿奇乌苏皇渠,引喀什河水灌溉,1822年完成。然而以后的年份使用效果不是很好,于是1844年4月伊犁将军决定“展宽加深”阿奇乌苏皇渠;在这一次拓建工程中,伊犁将军依靠了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任锡伯营副总管的色明阿;,一个是鸦片战争主将林则徐。林主要负责龙口工程。色明阿带领儿子台费音重点搞展宽加深工程;从4月动工,九月告竣,因修渠有功色明阿于1844年6月27日升任锡伯营总管;1845年6月授副都统。1846年10月儿子台费恩任佐领。在这一次工程建设中还有数百名锡伯兵民参加,许多有功人员被提拔任用,后来任锡伯营领队大臣的喀尔莽阿因修皇渠有功于1846年提升为前锋校。可见察布查尔布哈造就了几代英雄人物。当时的皇渠长为200余里,宽为二丈,浇灌着近28.8万亩农田,成为伊犁最大的灌区。察布查尔大渠和皇渠的开挖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新疆的屯垦事业;从1844年--1845年光南疆开垦的面积就达73万亩。此外锡伯族在北疆地区也兴建不少水利工程:嘉庆2年,道光13年两次从锡伯营中调拔260户,连同家眷属约1279人到索伦营。他们发扬锡伯营的自力更生精神,与索伦、达斡尔人一起开挖两条百里长大渠,传授农业技术,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了起色。
驻守塔城的锡伯营换防兵以及从俄国回来的索伦营中的部分锡伯人在塔城开挖一条“阿布德拉”大渠、长三十里,开垦万亩土地。成为塔城锡伯人后代赖依生存的基础。沙俄侵占伊犁十年期间,锡伯营总管后任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带领锡伯官兵100多人在车排子,乌苏、博乐塔拉等地修渠屯田,储备军粮,为清朝收复新疆伊犁做出了重大贡献。1896年锡伯营佐领爱新太、霍敏带领两营锡伯官兵,在巩留境内开发“皇贡乌辛(公粮田)”开挖了“锡伯大渠”长十多公里; 1903年新满营锡伯人继续开荒种地,为今天巩留县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5、察布查尔布哈的开挖成功极大的提高了锡伯人的政治地位。察布查尔布哈一经建成,人民欢欣鼓舞,奋发图强,庄稼年年丰收,锡伯营军民生计大为改善,人民都感激图伯特总管为他们建立了万世基业。当时伊犁将军也认识到这一壮举在清朝国防战略中的深远意义,因此及时上报清朝皇帝表彰他的功德。嘉庆帝也极为重视这件事,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令其进京朝觐,皇帝大为赞赏他的功德,并绘图紫光阁。根据清朝的规定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人才能绘图紫光阁。图伯特也是锡伯营中第一个绘图紫光阁的人。
不久图伯特被任命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他是锡伯营中出来的第一个领队大臣。他受到如此殊荣也是整个锡伯民族的荣耀。说明锡伯人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从图伯特开始在以后的重要历史时期有许多锡伯族精英被朝庭重用,授于手握军政大权的领队大臣。如图伯特的得力助手,接班人德克济木布也是因为开挖察布查尔布哈有功于嘉庆19年(1814年)升任塔尔巴哈领队大臣。道光11年(1831年)因剿平张格尔叛乱有功,绘图紫光阁,赏副都统衔;果勒明阿巴图鲁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升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1859年9月锡伯营副总管博勒果素,提拔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1861年7月授锡伯营总管萨凌阿为库车办事大臣。1865年10月16日锡伯营副总管乌勒德春因在伊犁动乱中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破格提拔为锡伯营领队大臣。这是锡伯人任本营领队大臣的第一人,这以前被提拔的领队大臣都是外放,不在本营任职。沙俄占领伊犁期间,于1872--1877年清朝政府令喀尔莽阿“暂署锡伯营领队图记,各营事务,一体照料”。实际上成为清朝在伊犁的最高代表。1881年因屯种军粮有功正式任命为察哈尔营领队大臣。1886年色普西贤任锡伯营总管期间署索伦营领队大臣事务,1893年复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事务,1901年7月28日授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西贤任总管到大臣共二十年,是在锡伯族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人。他任职期间也是伊犁动乱沙俄统治给锡伯营带来苦难深重,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他授命于危难时刻,不畏艰难,依靠锡伯营广大人民回复和加强军政组织,整修察布查尔布哈、发展生产;利用政府补给的经费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使锡伯营很快回复了元气。1910年(宣统二年)富勒祜伦署理锡伯营领队大臣事务。
经过张格尔叛乱、伊犁动乱后,锡伯人成为清朝在伊犁地区的重要的屯垦戊边力量,张格尔叛乱后清政府认识到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奏请,锡伯营增添甲兵三百名。设领队大臣一名,总管、副总管各一名,佐领八员,防御四名,骁骑校八名,前锋校四名,委官八员,空兰翎六员,空金顶六十四名,委笔贴式二名,领催三十名,前锋三十六名,总兵力达一千四百七十人。
嘉庆二年调补索伦营缺额160名,道光十三年(1833年)再一次调补100名;两次连家属调补1279人。在以后的年代里索伦人口的不断减少,索伦营的名额基本被锡伯人补充,实际上成为另一个锡伯营。主要官员都由锡伯人出任;1882年收回伊犁以后重建的索伦营也主要是锡伯族替代。
同治年伊犁动乱后惠远城,巴彦岱城的满营力量基本被摧垮;1883年回复满营时人数不够,又从锡伯营挑选佐领五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六名和闲散丁三千一百八十五名,共3200人。连同家眷移驻惠远城,编为新满营;该营设四旗、每旗五牛录,旗设协领一员,牛录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一人,兵2000名;总兵力达2066名。
1882年收复伊犁后驻防伊犁的总兵力的一半都是锡伯兵;当时锡伯兵近四千人。锡伯人已成为捍卫祖国统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保持国内稳定、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为中华民族做出重大牺牲的英雄民族,是爱国者的典范。
6、察布查尔布哈开挖成功为实行按官兵级别分配土地、分户经营体制创造了条件:
锡伯营驻到伊犁河南岸以后,是不是一开始就把土地“按名分给”“各户自耕自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看到的档案资料分析,一开始实行的是军事公社制,即部分军人执行公差,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但俸禄以外可分得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其余人按牛录统一组织生产劳动,土地,水、种子、耕畜、农具统一管理,产品统一分配。采用这种军事公社制的主要原因是:锡伯营是以带家属的军事组织出现,他们的一切活动受朝庭的严格管理。其二初来伊犁,不了解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个适应过程。其三,条件艰苦,经济力量有限,如水利工程,开发生地,饲养牲畜等一家一户很难完成。从清朝档案中可以看到开始几年因蝗虫连续发生,使锡伯营口粮都保证不了,朝庭借给口粮渡难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锡伯营迁伊犁第七年,伊犁将军舒赫德的奏折中讲:“锡伯人前几年生活非常艰苦,副都统伊常阿(当时任锡伯总管)这几年用心治理,实行分户劳动,都为农耕尽了力,生活好了”。从这一份资料中可以看到以下情况:伊常阿任总管(1767年11月任总管)以前采用了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因生活困难,到伊常阿任总管时治理有方实行了分户劳动制度。这种制度调动了劳动积极性,生活很快好了。这种分户劳动制度是在土地水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耕畜、奶牛、农具等归各户所有。土地按名分配,即按官兵级别固定给各家各户,闲散还可以租种公田,按亩数上交一定的锡伯营集体用的公粮。这种随缺地制,当时的分配标准多少,这方面没有看到资料,那时耕种的土地也只有1.2万亩左右。人均有2亩左右,按品级分配也不会相差很大。然而乾隆帝对这份奏折有个批示“知道了,切不要勉强。”这以后到底继续执行还是停止执行分户经营制,到目前没有看到执行情况的奏折;但从后人的文章中看到一些情况,道光元年(1821年)正黄旗佐领德克精阿等人献给图伯特领队大臣的献词中讲:“咱甲兵千名,自盛京移驻伊犁,虽集体耕种(公同伙种)而收获不多,衣食不够,人口逐增,陷于困穷。乾隆五十七年,呈闻于大学士将军公保宁,领队大臣德明阿,经权衡利弊,允准分地自耕。自此俱各勤于农耕,生计稍有起色,皆感恩戴德。”当时图伯特在世,已六十七岁,他知道乾隆33年、57年两次改革的情况;真正的分户经营是从乾隆57年开始实行的。那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肯定,乾隆33年伊常阿推行的分户经营制设有能够继续执行,一是皇帝下旨“不要勉强”,二是推行改革的总管伊常阿到了乾隆36年12月25日,因锡伯营领队大臣鄂津(满族或蒙古族)私用军人,锡伯人的耕地、水、农具、种子、车辆、麻袋等为自己谋私利。乾隆帝知道后下旨严肃处理了这件事;伊常阿知情不报也被革职处理。他被处理影响了改革的进行。因此集体劳动到28年后(乾隆57--29年)锡伯族再一次陷入困穷的时候,锡伯营总管巴杨阿带领群众进行了第二次大胆的改革,这一次改革,后来在伊犁将军松筠的奏折中讲道:“忧恐满洲兵丁公同伙种,久而生懈,请照锡伯营户种之例,按名分给地亩,各令自耕,永为世业。”说明锡伯营把以前的公同伙种改为分地自耕,生计有起色;因此叫满洲营学锡伯营的改革。这与1956年农业合作化到1984年人民公社的取消也正好28年,这两者之间看来有一种历史的必然巧合。
改革虽然调动了积极性,生活有些起色,但人口增加,土地盐碱化,耕地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重新安排整个民族的生存基地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因此出现了开挖察布查尔布哈的壮举。
这一壮举的成功得以解决了以上矛盾;体制的改革也深入一步,土地按级别重新分配得以执行。嘉庆13年分配方案是:察布查尔布哈控制面积中当时的可耕地78704亩,分给总管400亩,副总管300亩,佐领200亩,骁骑校120亩,甲兵60亩,寺庙香火地404亩,为绝嗣之户、退役罢免官兵及死亡人员之户预备之地每个牛录1880亩。八个牛录每个牛录得土地9700亩。以上分配方案中不包括原来在绰霍尔河流域耕种的土地;说明乾隆57年按名分配的土地仍有 效。在“锡伯营职官年表”一书的前言中写到:“总管480亩,副总管360亩,佐领240亩,防御180亩,骁骑校120亩,委官、领队和披甲各60亩”。看来这是一次重要的土地调整和分配,时间是在道光八年(1828年)以后,这以前锡伯营还没有防御职务。这时间经过张格尔叛乱、锡伯营的编制扩大了,官员重新设立,给官兵重新分配土地,其面积增加到91560亩。书中还谈到因分得的土地较多,官员无法自己耕种,因此规定按官级配给跟丁,总管16名,副总管12名,佐领4名,防御3名,骁骑校2名,跟丁由各旗摊派,每二年或三年更换一次,自备口粮,每月允准回家半个月,但交“代役金。”他们除承应一些官差外,主要为官员耕种土地。披甲无事则耕耘,有事则应付,其家眷和闲散则专意务农。除了分给官兵的土地外,每个牛录还留60分到80分土地,每分土地60亩,由牛录档房租给闲散耕种,交一定的租粮。
根据以上规定从这时候开始锡伯营的等级差别拉大,贫富差距拉大,其中两种人的负担较重,一是披甲不仅完成军人职责任务,同时种田养畜养活一家人。二是跟丁,从牛录闲散人员中轮流安排,他们无偿为官员劳动,还自备口粮,回家半个月还交“代役金”,还要种自家的土地,所以跟丁的负担是比较重的。这时候土地水资源仍然是锡伯营集体的,不能买卖,不能出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多劳力少或没有劳力的家庭开始出租土地或雇用劳力。据肖夫同志在“锡伯族简史”中提供的资料:雇用八个月报酬为40石粮食(25石小麦,15石高梁),一双鞋、一套棉衣、吃住主人家。打另工的每天报酬为40斤粮。租地有两种,春租就是春天先交租,一般每垧地(或垧地,每垧地等于六亩)二石左右。秋租是秋后交租,一般每垧地三石五斗到四石。锡伯营土地从公田变为私田是到了取消锡伯营制,建立河南设治局的1938年。这时把察渠灌溉耕种地分给各家各户做为私田,开始给国家交公粮。以后的年代也允许土地买卖,土地进一步流向富人,也产生了新的地主,富农。据肖夫同志调查:解放前锡伯族农户2273户,有耕地135228亩,其中有150户(占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29%,有1220户(占总人口的58%)占有土地为总亩数的14.9%。然而锡伯营按官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基本没有打破,土地卖买时间又短,因此到1953年土地改革农村划分成分时,划分为地主,富农的多数是以前在锡伯营中当过官的人,这就是锡伯营土地按品级分配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锡伯族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28年后又重新进行分户经营制,但不同的是按官员品级分配土地制永远消失了。
四、解放前后整修母亲渠的情况
到2002年母亲渠察布查尔布哈为子孙后代造福了整整200年;在旧中国经历了147年,在新中国经历了53年。
1、在旧中国几次整修和改建情况:
察布查尔布哈于1808年全线通水,因新渠,纵坡大的地段,主要是坎圩子到阔洪齐段冲刷严重;纵坡小的地段就淤积严重,坎子边湾道地段经常冲坏。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色明阿任副总管时锡伯营决定整修一次,由色公任总指挥。这一次整修主要以清淤为主,加固渠堤,有些纵坡过于大或小的地段搞了一些改道。
同治三年10月(1864年)发生了伊犁动乱,这次动乱中锡伯营死亡人数达3000多人,(1863年总人口20030人,1871年总人口16995人)储备的粮食,牲畜、车辆等基本损耗完毕。当时锡伯族的名人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锡伯领队大臣乌勒德春,塔尔巴哈领队大臣博尔果素,锡伯营总管德格图等先后牺牲。同时锡伯人的命根子察布查尔布哈也受到严重破坏;虽然想尽办法进行修复,但这时人力和财力严重损失,无力彻底回复,基本上带病运行。这种状况在沙俄统治的十年间更为严重,锡伯人的生活到了崩溃的边缓。收复伊犁后总管色布西贤,面对锡伯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局面,首先动员全营军民,把母亲渠全面修整彻底恢复了察渠灌区的垦种,同时把原维吾尔族废弃的土地交给锡伯营闲散耕种,锡伯营的生计有了好转;并逐步回复各项管理制度,察布查尔布哈又有了新的生命力。
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伊犁河洪水来势凶猛,察布查尔布哈龙口被冲跨,渠堤各处冲破;祸从天降,锡伯营大为震惊;当时锡伯营领队富勒祜伦及时组织抢险队伍,征集强劳力800名,马车500辆;后来不够用,还租用了维吾尔族几百名劳力和车辆。并拿出库存的几万白银和几百两黄金,请水利专家,采购必要的材料,最后决定把龙口修在现在的位置,这里地质条件好,不容易冲刷;重新开挖总干渠,修建总分水闸(即塔尔混龙口)以及修复被冲破的渠堤等,经过二年的艰苦劳动,才大功告成。
在沙俄占领伊犁期间,强迫锡伯营种植鸦片,很多人又染上吸鸦片的恶习,严重影响生育能力,人口数逐年减少;民国后新疆境内军阀之间、统治者之间、民族之间战乱不断,有人估计从民国六年至三十三年,被征兵的锡伯人不少于3000人;民国二十年,哈密发生战乱,锡伯兵前后参战的约1000多人,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生活艰苦,各种疾病的危害;锡伯人口从同治二年(1863年)的20030人;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察布查尔境内的锡伯人只剩下8561人,减少近一半。在八个牛录到处可见无人住的庭院,牛录城墙内1/3的地区都没有人住,很多农田荒弃无力耕种;因劳动力严重不够,清淤负担又不公平,所以不能很好的整修,母亲渠面貌苍老,输水能力大为降低。
2、解放后的修建情况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察布查尔布哈的维修,管理与使用工作,做为各级政府发展生产的中心任务来抓。1952年树立那才(锡伯族)为水利模范,建立农会为主的水利委员会,以那才(锡伯族)为榜样,带领广大翻身农民较好的完成了多年未完成的清淤任务。1955年3月县政府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县、区要成立水利委员会,整顿加强水利管理工作,工作重点放在旧灌区改建;1956年建成阔洪齐新木质退水闸;1957年县府成立调剂土地工作组,从三区、四区(都是锡伯族耕种的土地)调剂给哈萨克族兄弟8067亩水浇地。1958年给农四师团场十万亩土地。这一年发洪水后修建了察渠八乡退水闸。1960年11月县政府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县水利统修、统管、统一使用的三统决议”;61-62年对察渠进行了扩大断面,支渠合并,土地连片平整的工作。1962年6月成立边境农场,划给土地近十万亩。1963年建成察渠龙口进水闸,64-65年建察渠阔洪齐退水闸;66年修建绰霍尔渠龙口进水木闸,69年建察渠八乡退水闸。75年建成察渠龙口新进水闸,79年建成察渠总分水闸(原塔尔混龙口),81年建察渠四乡退水渠。到1989年察布查尔布哈开始全面改建,时间过去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察布查尔布哈有了一定的改观;主要的建筑物、龙口、分水、退水闸等都得到更新。然而渠道本身仍然是土渠,渗漏利害。阔洪齐退水闸以上5公里纵坡是1/500,渠道冲刷严重,查干布拉克到二乡八乡交界处有6公里坎子边沿险段,历史上多次决堤;1959年大决堤,使渠道改道,延至六月份放水。中下游受察南渠灌溉水渗漏和泉水排泄的影响,南岸塌方较多,因此水量仍增加不多,下游用水紧张的局面加剧。再加上基本农田配套建设跟不上,大水漫灌,没有根本上改变,土地盐渍化加重,土地面积增加不多,却人口增加很多,这些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察布查尔布哈的彻底改建已摆到各族人民的面前。
3、改革开放时期于1989年开始进行全面改建,使母亲渠获得新生,继续为子孙后代造福。
1983年8月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一行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等陪同下,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视察工作;察布查尔县县委书记徐延祥同志做工作汇报,会上正式提出了察渠改建工程项目。当时领导指示:先做前期工作,报自治区计委立项;之后先做勘察、设计、预算工作;1986年上报,预算为1200万元。到1987年仍没有列上自治区计委基本建设项目,理由是基建资金有限,只能重点保证骨干工程。
1987年的8月份我被选为县长,历史的责任落到我肩上,和县委政府其他领导一起找自治区有关领导说明我们的困难、决心、百姓的希望等;上级领导都非常支持,但到具体部门就很难落实。为此,1988年初我找当时任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的安吉志同志(锡伯族)商量这事;听了我的汇报后安秘书长表示:今年5月份西迁节时我亲自邀请自治区计委主任和其他厅局的一些领导到县上,那时你们现场汇报工作,自治区如何落实项目资金听他们的意见。安秘书长一行到县,县主要领导陪同考察了察布查尔渠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我汇报了察渠改建工程前期准备情况以及列不上自治区基建项目的苦衷;领导听取汇报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做出决定,即然列不上基建项目,那么先报险段改建项目,列北疆牧业建设项目中,投资少一些,容易批准,然后开工,以后就按续建项目报。就这样从1989年开始列入了北疆牧业建设项目,第一年以险段改建自治区计委安排了400万元。资金到位前1989年春节一过,我县就组建了察渠改建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葛金保、尚德厚、李作球等同志任副总指挥,李作球、朱子海为工程技术总负责人,各乡镇场也相应组建领导小组。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扬前辈自立更生,艰苦奋斗开挖老察渠的精神,把三百多万方土方任务,按照现有收益面积以70%,新开收益面积以30%的比例分配给各乡镇场,各乡镇场按照指挥部的安排组织劳动力、机械按时完成了土方任务。指挥部还组织专业施工队,统一制作予制快,建筑构件以及施工桥涵,进水口,排水口建筑物等等。施工阶段还多次组织机关干部参加修渠劳动,体会前辈创业的艰辛,教育后人继续奋斗。
察渠改建前后进行了五年,国家安排的投资达1300万元,收益单位老百姓投劳投资占1/3。从查干布拉克到金泉分水闸约53公里全部建成防渗渠道;把二乡段6公里险段拉直,彻底解决了经常冲坏的问题;渠道基本上重新开挖;桥梁和支渠口、退水口全部重新制作。渠道断面按30立方/秒设计建设,比原有流量增加一倍,可以保证灌溉50万亩。母亲渠苍老的面貌不复存在了,在察布查尔大地重新出现了现代化的母亲渠。这一改建将为实行按方配水,商品化管理;彻底改革大水漫灌,实行科学用水,科学种田,建基本农田;使我县农业上一个新台阶打好了基础。
为了使母亲渠更长远,更有效的发挥作用,还有一些重要事情必须完成:一是察渠、察南渠、稻渠干渠合并工程应及早完成;二是建设好渠道两边护渠林带;三是完成金泉段防渗工程;四是加快农田灌排配套工程,建设五好农田;五是防治察南渠灌区盐碱水进入察渠,使察地次生盐渍化扩大;采取综合措施搞好盐碱地改良工作;六是改革水管体制,引进完全市场化运行的机制,制定合理水价,按每亩用水定额控制用水,按方收费。同时水管部门广开门路,多种经营;特别利用有水有树的有利条件,多开发旅游点,增加收入等。
 
 
       
察布查尔布哈历经200年的漫长岁月,她是锡伯人在祖国西部坚守边疆,开发建设边疆的历史见证。是锡伯人的祖先留给后人的无价之宝。她和锡伯人乃至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她才有了锡伯族的今天,锡伯族才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她培育了团结、友爱、坚强的民族品格,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许多锡伯族儿女为祖国的安宁,在反分裂的斗争中把热血洒在了天山南北大地上。她又是锡伯族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锡伯人民世世代代都高唱:察布查尔布哈,我的母亲!1954年锡伯自治县成立时,为缅怀先辈创业的艰辛,也期望后人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建设美好的家乡,把县名庄严定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迁的锡伯族经过长期、复杂、艰苦的斗争,逐步培养了自己的民族精神,这就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
反侵略,反分裂,捍卫祖国统一。
兄弟民族世代和睦相处。
学习先进科技文化,走在先进民族之列。
让民族精神世世代代永放光芒!
                                                     
资 料 目 录
一、锡伯族档案史料
二、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
三、锡伯营职官年表
四、锡伯族简史     肖夫执笔
五、新疆社会史研究(18-19世纪)(佐口透著)(日本)
六、广禄在国际满语研究会上的录音讲话
七、同治至光绪初年伊犁内忧外患及喀尔莽阿,博雅
八、察布查尔农业区划
九、中国共产党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历史大事记
十、锡伯营“滋生银”小议       永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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