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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元福与他的《纳达齐牛录志》情缘

转自《锡伯文化》微信平台

2017310日,上海,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篇目论证会,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纳达齐牛录村从全国数万乡村中脱颖而出,被选为首批编修中国名村志的乡村。79岁的贺元福在会场百感交集——这本由他用四年时间编写的30万字的《纳达齐牛录村志》,承载了他对家乡的记忆,倾注了感念之情。

撰村志 四年手写34万字

二百多年来,西迁伊犁的锡伯族,驻守卡伦,开渠引水,垦荒造田,开挖布哈,平定战乱,不远万里来到伊犁保家卫国,与各族人民一道,世世代代创造着新的生活……”贺元福一脸兴奋地介绍着。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锡伯族从盛京西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建村至2010年城郊旅游名村,仅大事记这一栏就记了28页。他说,纳达齐牛录自建村以来搬迁过三次。刚建村时,纳达齐牛录定居在绰霍尔河北岸,以狩猎打鱼为生。后因河水上涨,地质潮湿,不宜居住,于道光六年(1826年)整村举家搬迁到芦苇滩南岸择地筑城而居。大约过了80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民生不振,天灾瘟疫不断,时任佐领萨拉苏与全牛录人商议,在旧址西南三公里处筑城,于当年五月迁入新城,也就是现在的驻地。 

写村志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收集资料。贺元福年近八旬,种过地、养过马、拍过戏、出过书,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将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凝于笔端,收集整理纳达齐牛录240多年的记事录史,囊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习俗等等,视野独特,记录详细,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开始编撰纳达齐牛录志后,找素材成了他日常的全部,凡是跟纳达齐牛录相关的文字档案,他都摘抄下来;凡是跟纳达齐牛录相关的话题,他都仔细记录并找到相关人员查证。纳达齐牛录几经变迁,根本没有太多可供查阅的历史资料,贺元福不顾身体的劳碌,就用自己的双脚,亲自寻找、走访知情人收集资料,做了大量的考证、发掘、梳理工作,已经搬出纳达齐牛录的知情人,他都要去拜访。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和事实,行程数万里。前后240多年人和事,时间跨度之大、发生的事件之复杂等等困难都是很难预料的,疆外最远去过北京,疆内最远去过塔城、乌鲁木齐。他的足迹走遍了伊犁河谷,老人靠手写整理出了近34万字的资料,经过三次修改最终成书。为了掌握一个时期、一个事件、一个人物的详细情况,老人走遍了村里的各个角落,详细座谈走访了300余人。

有一回,贺元福去拜访对全县水利工程较熟悉的蔡罗老人,去了三次才见上面。据称,当时纳达齐牛录修筑城墙后耕地减少了,宁古齐牛录腾出两个条田赠给了纳达齐牛录,这个善举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贺元福说。为了解1936年时任乌合尔达(锡伯营总管)二善发展文化教育的事迹,多次去爱新舍里镇采访。爱新舍里镇文化站站长春儿带他去了一位知情的老人家,老人家知道的事情还真多,使贺元福收获不少,但由于时间仓促,有的信息未能详细记录。待他准备好录音设备再次前去时,春儿无不遗憾地告知,老人已经离世了。这是贺元福在编写牛录志的一大憾事。

接地气 让家乡被后人铭记

201210月,时任纳达齐牛录乡党委书记的安玉荣专程拜访贺元福,请他执笔编写《纳达齐牛录村志》。贺元福谦虚地说,之前没写过这类文章,手上也没有资料,有困难,只能试试。

上世纪50年代整个纳达齐牛录几乎没有汉族人口,只有中医姜子城、开杂货店的文德熙、种地的冯柯新等几户人家。1960年分来了支边青年,每个队16人,4个队64人。后来,他们或成家或从内地迁来家属,汉族人口就多起来了。”“1941年,迁来两户维吾尔族,一个叫莫罗,一个叫司德科,以卖羊肉为生计,第三年迁来的叫司马义。他们是第一批纳达齐牛录的维吾尔族人了。”“1950年,迁来一名叫伙加的维吾尔族木匠,手艺相当好,和锡伯族木匠一起设计制造了二柄车,在全县和伊犁地区出了名。贺元福老师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村志样稿420多页,1259节,图文并茂,详细记录了纳达齐牛录村246年来的前世今生。与一般的村志不同的是,该村志融志、史、事迹、民俗于一体,信息量大,可读性很强。这些内容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有很强的教育启迪意义,对于后人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成长成才都很实用,特别有好处。我想,这更是贺元福多年工作的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村志是帮助我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财富。贺元福说。纳达齐牛录被外界称之为锡伯族英雄故里,率领锡伯族军民开挖察布查尔布哈的图伯特、生擒逆贼张格尔的讷松阿、舒兴阿都是纳达齐牛录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岁的图伯特随西迁的锡伯族队伍移驻伊犁,图伯特一家被编入到锡伯营八个牛录正蓝旗里,即纳达齐牛录。嘉庆七年(1802年)农历十月,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和研究了伊犁河以南的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倾听人民的意见,力排众议,开挖察布查尔布哈,兴修水利,垦荒种田,以造福于后代。在劳动力不足,工程艰巨的情况下,图伯特决定将八个牛录的四百个劳动力分编成两个大队,春秋两季分期换工,采取边挖渠边种地的办法,开一段渠就引一段水进行耕种,力求当年动工,当年受益。他这样做不仅解决了渠道的试水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口粮问题。挖渠工程开始之后,图伯特亲自来到工地上,他白天指挥劳动,夜晚则率领部分办事人,用香火测量地形,钉校,标明翌日开挖渠道的路线,不分昼夜、不知疲劳地与大家共同战斗。群众目睹图伯特公而忘私,不辞辛苦,更是干劲倍增。锡伯族军民在图伯特的率领下,齐心协力,经过辛勤的劳动,终于在嘉庆十三年(1808),挖成了深一丈、渠底宽一丈二寸、渠面宽三丈、东西长达二百余里的察布查尔大渠。大渠一经建成,人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很快就开垦出了78704亩土地,以后又逐年增多,及至今日已开垦了20余万亩农田。这时,沿伊犁河南岸居住的几个牛录,也先后迁至察布查尔大渠南北两岸,修筑城堡定居了下来。从此,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庄稼年年丰收,锡伯族军民的生活大为改善。伊犁将军松筠将图伯特的功劳奏报清朝皇帝后,清朝皇帝十分赞赏,令其进京朝觐,并绘图紫光阁。察布查尔布哈是新疆锡伯族人民的生命线。锡伯族人民赞美它她,歌颂她,把它比作自己的母亲河。为了纪念图伯特倡导开渠的功绩,锡伯族人民于1933年在纳达齐牛录修建了图公祠,以纪念他不朽的历史功勋。贺元福回忆说,直到解放初期,每逢春秋两季,八个牛录的锡伯族群众都要在图公祠举行祭祀活动。

 19世纪20年代,英殖民主义走狗张格尔披着宗教外衣,在南疆煽动叛乱。道光六年(1826年),额尔古伦作为锡伯营总管,率锡伯官兵共800人驰援固守的清军,与张格尔的数万大军展开了激战。锡伯官兵平时十分重视军事训练,骑射行军,技艺娴熟,加上他们骁勇善战,与清军并肩战斗,将张格尔叛军打退100余里,大获全胜。额尔古伦又乘胜追击,在喀尔铁盖山,纳达齐牛录籍讷松阿、舒兴阿等勇士夺刀生擒活捉了张格尔,叛兵群龙无首,使叛乱得以平息。朝廷分别赏给二位巴图鲁以侃用巴图鲁绍勇巴图鲁的名号,画其神像置于紫光阁。他们的后人至今在纳达齐牛录生活着。

 

在编写村志中,贺元福搜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和传说,有巴图鲁的,有民族团结的,也有乡村趣闻。他感慨地说,锡伯族奉命调遣,在伊犁地区屯垦戊边后,同新疆的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反对国内的分裂势力,为祖国的安定和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他们依然和各族人民生活在这里,团结和睦,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地延续着忠诚、包容、开放等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精神嘉 自费铸就名村志

当我问及贺元福老师,当时明知写村志没有任何酬劳,怎么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郑重其事地回答:纳达齐牛录文化积淀丰厚,经济繁荣,又有许多堪留史册的英模人物和悲壮的故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村里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需要记录,更需要铭记。然而这些只有历史没有付诸文字,只是口头相传。有了村志,能让后人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我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也算是对子孙后代的一个交代。我手捧书稿翻阅时,一种沉甸甸的敬意油然而生。这位本应含饴弄孙的老人,不顾旅途的颠簸往返于县乡档案部门、寻访各地老人,搜集了大量的历史物证,就连村里的锡伯族村民的家谱也进行了整理。难能可贵的是,贺元福从没有向村里要过一分钱。

《纳达齐牛录志》上起乾隆29年,下止2010年,略于古而详于今,详细记录了纳达齐牛录的大事记、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包括各族居民的饮食、服饰、村民壮举、人文风俗等的今昔变化,从变化中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纳达齐牛录家庭富裕、村庄美丽、人民和睦,村容整洁干净,优质大米仍是村子的招牌,其致富的故事早已闻名遐迩。除此之外,村里还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和传说,这在村志中都有了相尽的介绍,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不少的文化底蕴和传奇色彩。

那么,纳达齐牛录为什么在察布查尔县有羊皮赛萨(赛萨:锡伯语,才子之意)的雅称呢?贺元福给我们讲述了两个版本的由来。一是很早以前,有一位内地来的货郎,在八个牛录走街串巷销售日用小品,与各牛录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生意是日日见好。他根据每个牛录的村风民俗等起了不同的绰号,因纳达齐牛录历来出了不少文人,被冠之为羊皮赛萨(意为:披着羊皮的文人)的雅号,至今人们一听说是纳达齐牛录人,就直接回应哦,是羊皮赛萨呀。二是伊犁将军府要挂伊犁将军府的大匾额,请来许多文人雅士书写,都未得到明瑞将军的首肯。有人进言衙役塔奇善能写一手好字,便让他来试试。塔奇善来到大厅后紧张得不知所错,更不敢言语,桌上摆放的毛笔也都不合适,无从下手。环顾四周,见有人头戴毡帽,就将其摘下折叠成笔状,一端蘸墨,弓腿用气,摔膀崔动,一气呵成写了伊犁将军府五个大字。将军非常满意,一问才知是纳达齐牛录的农工,惊讶道:真不可思议!一个农夫竟有这般技艺,真是个大秀才,这是个披着羊皮的大赛萨呀。这件事情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锡伯营。后来,人们看见纳达齐牛录的人便称为羊皮赛萨

编修村志,不仅是记录一个村庄的发展衍变历程,也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种方式。贺元福在撰写《纳达齐牛录志》中,坚持实事求是,资料翔实,源于史籍、村民家谱、知情人口述及档案,做到了客观、全面和真实,并通过一些轶事讲述了牛录的历史,不仅让人了解纳达齐牛录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颇有可读性,也为地方史研究积累了宝贵的地情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传承和现实借鉴价值。

在编写村志的同时,贺元福还出版了《秧歌儿集》、《伊犁河》等锡伯文原创图书,用朴实的笔墨描绘牛录的新貌,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的赞美之情。《伊犁河》还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优秀作品奖。贺元福的书法,更是古朴酣畅,书卷题赠,潇洒自如,常使一些书法爱好者以能仿其笔法而自赏,以能收藏其真品而自夸,广泛流行于寻常百姓人家,赢得了饮誉乡里而叹为观止的声名。

 “羊皮赛萨,这也是贺元福真实的写照!

 

作者简介:

何春生,男,锡伯族,生于六十年代,《察布查尔报》(锡伯文)报社社长,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内报刊杂志等各类媒体发表散文、通讯近2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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