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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锡伯族族源的历史演变

贺灵

锡伯族,无论从民族学角度还是从人类学角度来说。都证明它是一个有别于同族系其他民族的渊源流长的少数民族。对它的先世,自从其历史受到历史学界提及并受到重视来。就有了分歧。在我国古籍文献中。由于锡伯族称音译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缺乏明晰的记载和阐释,因此,给史学界理顺其明以前的历史发展脉络,带来了诸多不便。近10年来,史学工作者从多种学科角度.对其族源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到目前,已经得出了一个公认的结论。认为锡伯族是由东胡——鲜卑——室韦——锡伯发展演变的。由于目前定型的“锡伯”之称是明末清初才出现在古籍文献中。所以自上古至明代的锡伯族历史是一片空白。以往的著述很少论及,更无系统的叙述。本章根据上述族源嬗变顺序,对锡伯族上古至元明的先世,作系统叙述。

    第一节  东胡

    东胡,根据有关古籍文献记载分析,是共同地域范围内活动的具有相近文化特征的民族综合体。但应该明确指出,当时的这一人类群体,并没有划分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他们只是表现为各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只有在以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战争、迁徙、流动以及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才分化为不同民族。因此,将当初的东胡人类群体绝对划分为诸多不同民族,或者只当作一个民族看待,都是偏面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同一族源的人类群体(部落或部族)发展成不同民族的现象是很多的。   

    东胡之称,最早出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谓“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燕灭之。”之后,在《史记》、《汉书》中,对东胡的活动多有论及。如“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鸟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可见,东胡是活动于我国北方的比较强盛的部落联盟。“胡”是我国古代对北方各部族的泛称。而东胡在匈奴的东面,故称东胡。《史记索引》引服虔语云:“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东胡与匈奴相邻,处一东一西。对东胡的活动范围,要画出一幅确切的地域界限图是困难的,因为从有关记载可知,东胡在分化成许多民族之前,主要是以狩猎、游牧为生,活动方式多为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虽从事少量的农业,但并没有成为十足的农业民族,他们在缺乏领地概念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因此,根据有关古籍文献的记载,对其活动范围只能勾画出一幅略图。对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根据《史记》提供的资料云:“考东胡之境域,其东、南二面,盖自造阳(即今宣化府怀来县)以至襄平(即奉天辽阳之北边)以长城与中国接境,西方则以兴安岭左右之地与匈奴相连。关于其东北方面之界线,传中虽无明文,然居东胡故地之匈奴,即左贤王之封地,据《匈奴传》云:‘诸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是则东胡强盛时代,此方面已与据有哈尔滨以南、铁岭以北一带平原之秽貉相临矣。唯东胡之北界毫无文献可证。然后世据辽水上游之民族,其东、西、南三方面限于如上述地域者,其北境亦不闻有越黑龙江而达西比()利亚之事;则东胡之时,其北境盖亦同然。关于东胡之领域,若以上之推定为无大过,则其版图限于今蒙古人所住居之范围以内,而与通古斯人所住居之本地西比()利亚,不可不谓道程其相悬绝矣。”[]综观文献记载及学者的考证.东胡主要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中心活动,强盛时西达东部蒙古高原,这是他们当时的山林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

    东胡作为十足的狩猎、游牧民族,在商代(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以前,由于与华夏已没有条件相互密切往来,在汉籍中几乎阙载,因此对其商以前的活动知之甚少。商周以后,一方面华夏族的经济发展,版图扩大;另一方面,“胡”之势力也日渐扩大,并向西、南两面发展,这就为华夏族与东胡族的日趋接触创造了条件,使华夏族对周围“胡”的了解多了起来。据史料记载,商代初年,东胡活动在商王朝的正北方。《伊尹四方令》曰:“正北东胡”。疑史载之鬼方即东胡之一部分。在商周以后的历史上,汉籍提及了“百有余戎”,其中有狄、北狄、戎、北戎、山戎、北蛮等,这些都不是特定民族的称呼,而是中原统治者对边周少数民族的蔑称。他们也许是同一族系的不同部分,或者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蔑称。据《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服虔语:“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故山戎、北狄乃东胡无疑,确切地讲,山戎、北狄是东胡的组成部分。又据《史记索引》引服虔语:“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别名也”。据《史记》记载,春秋初年,居燕北的山戎向南侵掠,燕国危急,求救于齐,后来桓公出兵援救,败山戎[]。《国语·齐语》云:“遂北伐山戎,割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对齐桓公北伐山戎的史事,《春秋》、《左传》和《管子·小匡篇》、《中匡篇》、《轻重篇》、《封神篇》及《史记》均有明载。其中《史记·匈奴列传》云:“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干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战国以前,东胡活动范围达到了东部蒙古高原,这是因为当时的匈奴势力不那么强大,还未开始向四周扩展。到了战国时期,匈奴和东胡各自的部落联盟最后形成,尤其是匈奴的势力发展最迅速。并主要向东胡之地扩展,使东胡从燕国正北向燕国东北发展[]。这时,东胡与中原相邻国因有长城相隔,再者中原统治阶级的“和亲”政策和武力防范的措施,虽有小掠小夺,但没有大的相争。但是东胡与匈奴之间却越来越不相容,相互掠夺和争斗时有发生。战国以后,匈奴部落联盟内部频频发生争斗,势强力雄者争夺单于位。但不久匈奴内部便息事宁人。这时的东胡贵族统治阶层极力向西扩张,引起与匈奴的更大冲突。到了秦汉之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恃强轻视冒顿单于,一再向匈奴敲诈勒索,竭力用武力夺取匈奴与东胡之间的一千余里“瓯脱外弃地”。匈奴冒顿单于乘东胡轻敌无防备之机,突然向东胡发动进攻,大破之,虏其人民及财产很多。对这——段史实,《史记·匈奴列传》有清晰的记载:

    “冒顿即位,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 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  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日:‘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乃求阏氏。冒顿复向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日:‘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日:‘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日:‘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 ’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人民及畜产。”

    从此,东胡部落联盟遂告瓦解。匈奴势力又日强,拥兵十万。匈奴击破东胡之后.东胡之大部北遁入山林,另一部分则降服匈奴,成为匈奴臣民。因此.在当时匈奴的对外战争中.也有不少东胡人参加。

    在东胡部落联盟中.有许多文化相同或相近的部落,如狄、北狄、戎、北戎、山戎、北蛮、屠何等,这些名称如上所述,也许是同一族系的不同部分,或者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蔑称。值得注意的是,东胡部落联盟瓦解后,从中分化出的乌桓和鲜卑是两个最大的部分,正是他们把东胡历史向下延伸,汉籍将他们明载其中,传之后世。

    东胡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与汉族接近的南部地区有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如上所提,东胡主要以大兴安岭南部为中心而活动。但其最盛时期,其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心活动区域)则移到了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如在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辽宁宁城县、朝阳、锦西等地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东胡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一批文化遗物。这一考古文化,考古学界称之为夏家店下层和上层文化[]。从这些文化遗址,可以了解当时东胡的经济生活及其他一些文化现象。如从辽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来看[]。墓内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马具、手工工具和饰物,多是青铜制品,并有东胡早期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的遗物一一两侧曲刃青铜短剑。说明当时东胡仍处于青铜文化时代。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牛、羊、马、鹿、兔、狐等,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营狩猎。出土的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饰牌,以及刻绘在工具、饰物上的花纹图案。其中尤以双虺(音会)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具有独特的风格。从朝阳十二台营子第一号墓看,是男女合葬墓,男性死者身上有青铜短剑二把、铜镞二、铜斧二,头顶和脚下各置多纽圆形铜片饰具一块;女性死者身上置有陶纺轮一个、铜鱼钩三个、石网坠二个、穿孔砺石一块等,从此可以了解东胡手工业和内部男女之间分工的大概情况。

    在农业生产方面,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所出土的石锄、石铲,说明东胡农业的发生是很早的。《太平御览》卷八四四“饮食部”二“酒”引《魏略》说:“乌桓、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曲蘖,常仰中国”。说明东胡的农业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随着东胡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东胡的社会结构也逐步地发生相应的变化。

    考古工作者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老哈河流域发现过不少的东胡遗址,单是在辽宁省昭乌达盟南部的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及宁城县境内即发现三百余处。[]其中如1958年春在宁城县南山根村所发现的一座石椁墓葬,仅铜器就有七十一件,其中包苎铜盔、铜戈、铜矛、铜剑、铜刀、铜斧、铜镞等[],其种类和数量之多,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不仅占有了一般牧民无法相比的财富,同时也掌握了掠夺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1973年宁城南山根所出土的石椁墓中,还有仿效黄河流域贵族墓中随葬的青铜礼器,如鼎等[]。而与此相反的则有另一种人.死后是利用废弃的灰坑和住址埋葬,往往先后埋入数具,既没有墓穴和葬具.也没有随葬的任何物品。

    同时,在呼伦贝尔的克鲁伦河、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地区发现的早于鲜卑的压制石器、陶器等遗存,是东胡北支文化的实物例证。陶器多方格纹、细绳纹陶鬲,陶器纹饰还有指甲纹、篦点纹等。同时,这一地区存在大量石板墓群,多座落在依山面水的朝阳山坡上,少者七八座,多者一二百座,分布较为密集;在海拉尔河北岸巴格乌拉——赫拉木图间约15公里长的一段山坡上,就分布有八处石板墓群,可以想见,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人群较为稠密,其延续时间也较长。

    石板墓的结构,系先在地面上挖一长方型墓穴,然后以石板矗立起四框,墓内填小石块。墓葬规格大者75X 5.小者2X 3。有的墓在前“米处立一石条,以为墓碑。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亦有类似的石板墓,墓前亦竖石条,其上往往刻有鹿的形象,考古学上称为“鹿石”。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有饲养驯鹿的习俗,鹿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一种动物的崇拜。在石板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有石镞、石锛、刮削器、玛瑙串珠、大璧、玉块等。在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遗址的一座石板墓中,出土了一组通体精细压琢的石镞、石锛和玉璧。石镞分为两式:一式长身宽体,两翼略凹,系用红白玛瑙精压而成;另一式较小,长身窄体,两翼突出,镞尖锋利,系白玛瑙制成。石锛长9厘米,宽5厘米,系用乳白色石髓精琢而成,堪称精美。玉璧系青玉制,直径为4.2厘米,略呈椭圆形[11]

   陶鬲是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之一,而细绳纹和方格纹陶鬲则是中原地区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器物,带有强烈的时代风格和特征。玉壁、玉玖也是黄河流域古代居民的常用饰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很长。

    石板墓同内蒙古赤锋、辽宁宁城等地东胡石板墓类似,其社会发展已到青铜文化时代,反映出商周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这类石板墓还广泛分布在原苏联勒拿河、安加拉河、鄂嫩河、石勒喀河下游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陶鬲、青铜器和玉璧、玉玖也见于这些地区,这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青铜时代的特征。以上这些不仅为呼伦贝尔石板墓文化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说明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和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古代居民为同一民族或“近邻”,特别是以“胡”这一族系来说,应具有共同性。完全可以认为,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一类型的文化,是同东胡、山戎的发展相联系的,并与以后的鲜卑文化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

    东胡常和中原华夏族进行物品交换,他们常以名马、皮张、角弓交换中原的绸缎、布匹、枣、粟、粮食等。今河北昌平一带,是东胡同中原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中原各地商人云集燕都城,然后到指定的市场进行交易。宁城、大连等地出土的货币有战国时期赵国安阳、平阳、晋阳、武安、兹氏等地铸造的;也有燕国差阳、襄平、益昌等地铸造的;还有齐国陶阳、平阳铸造的。甚至魏国、韩国、北虢(guo)、南虢造的钱币,都曾在东胡地区流通。其中以燕国货币最多。

    东胡是我国古代一个很大的部族,东胡语也曾是一个较大的语族。但东胡没有本部族的文字。他们的风俗习惯大体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相同。长期的马上生涯,不仅体型有别于华夏族,服饰也不大相同,称为“胡服”。如东胡的腰带就十分奇异,挂有许多装饰品,曾引起中原华夏族的很大兴趣。

 

第二节  鲜卑

    东胡为匈奴“击破”以后,其军事联盟遂告瓦解,从中分化出鲜卑、乌桓等部族。他们开始以各自的发展规律在历史上扮演角色。从此,我国北方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中原与北方各民族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匈奴成为左右北方政治形势的主角;乌桓夹于鲜卑和匈奴之间,又处于汉朝北部“边界”,不时向左右“摇摆”,并且在处理三者关系失当时,又左右受击,损失惨重;鲜卑的主要部分则遁至乌桓之北,曾经很长时间没有条件与中原往来,只是作为匈奴和乌桓的臣民,战则为兵,平时则民,游牧、游猎于北方广阔的山林之间;汉朝则出于政治统治和北部广袤“边界”不受侵扰之目的,周旋于匈奴和乌桓之间,以侵扰者为敌,以和亲者为友,或者与和亲者结盟,共击侵扰者;肃慎和夫余在东部刚开始兴起。自东胡军事联盟瓦解后的数百年间,在北方一直表现出上述政治、军事形势。

    匈奴、乌桓、鲜卑三个部落联盟在经济、文化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乌桓和鲜卑的文化基本上表现出一致的特点。在汉代前后的数百年历史上,这三个部落联盟的历史又是密不可分,并且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因此,在正面叙述鲜卑历史之前,有必要将匈奴、乌桓的历史及其与鲜卑的关系作简单叙述。

    匈奴“击破”东胡部落联盟时,亦即其杰出首领冒顿单于(?一一前174)立位之时,其军事力量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12]。它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在东破东胡的同时,又西击月氏,南降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平服楼兰、乌孙、乌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3],并进占秦河南地(今河套一带),在我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其势力范围已由头曼单于时的河套、阴山扩大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内蒙古草原北部、五原郡等长城以北、以西地区。匈奴的强盛,不仅成为汉朝的心腹边患,而且也日益成为乌桓和鲜卑的莫大威胁。西汉初年,它常南下侵扰.汉高祖七年(200),以精兵40万困高帝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对西汉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公元前128年、127年和123年,汉使大将卫青等三次出击匈奴,匈奴受重创。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等又两次率兵出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致使匈奴由漠南转移到漠北。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率其部众数万骑归汉。东汉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又发生内讧,加之“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14],迫切需要得到东汉的经济援助。匈奴蒲奴单于派使臣要求与东汉和亲,但右日逐王比却密派人献出匈奴地图,率八部四、五万人直接归附东汉。公元48(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单于,以其祖父呼韩邪单于尝依汉得安,故乃称呼韩邪单于,历史上称之为南匈奴,留在漠北的匈奴则称为北匈奴。这就是历史上所称之匈奴的南北分裂。

    匈奴南北分裂后,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汉朝则联合南匈奴,共同对付北匈奴。公元一世纪末,汉将窦宪、耿秉等与南匈奴联兵,共同出击北匈奴,迫使北单于西遁,漠北从此无匈奴。

    乌桓,亦称乌丸,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于史籍。关于其来源,史籍自古有明载:“乌桓者,本东胡也”[15]。“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16]。自汉高帝初年(约公元前200年初)匈奴击破东胡后,大部分乌桓人退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辽宁省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的乌桓山[17]。但是在以后的近一百年间,乌桓则臣服于匈奴,使其每年必须定期向匈奴统治阶级贡输牛、马、羊等牲畜和皮张.延期不交,乌桓人的妻子儿女便被收为匈奴人的奴婢[18]

公元前119(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朝派卫青、霍去病大将率大军出击匈奴,大败匈奴左贤王兵,使部分乌桓人摆脱匈奴统治,接受汉朝的管辖。汉政府将乌桓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居住.这就是史称之乌桓入塞。汉政府在五郡乌桓中设置“护乌桓校尉”,持节代表汉政府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乌桓“不得与匈奴交通”,并让其“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各部大人每年朝见汉朝皇帝一次[19]   

乌桓入塞后,由于汉朝经济上的扶持以及自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乌桓社会得到很快发展,乌桓大人及贵族也恃强骄邻,并背叛汉朝发动扰边掠夺战争[20]。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乌桓以报冒顿单于破败东胡的历史仇恨为借口,挖了匈奴单于的祖坟。因而匈奴壶衍鞮单于大怒,发兵两万余骑攻打乌桓。乌桓受重创。这时,汉朝统治阶级为了削弱日益强大的乌桓势力,一面坐观匈奴攻乌桓,认为“蛮夷自相攻击”,“于汉便”,一面又乘匈奴、乌桓相战而乌桓受创之机,派遣度辽将军范明友领二万余骑乘机出辽东,就是秉承大将霍光“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的指示,在没有追上匈奴的情况下竟大举进攻乌桓,结果“斩首六干余级”,并“获其三王首而还”(《汉书·匈奴传》)。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匈奴、乌桓、汉朝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乌桓受匈奴和汉朝的双重压迫,但它降附于汉,为汉保塞,时常与汉共击匈奴;同时,又被迫向匈奴纳“皮布税”,时而又“与匈奴连兵为寇”,攻杀和虏掠汉朝的边境地区。在王莽篡位时期,由于他在匈奴、乌桓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政策,匈奴与乌桓之间以兵戈相见,直至匈奴对乌桓采取羁縻利诱政策,使乌桓再度投向匈奴,造成汉光武(公元27——57)初年,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对汉朝沿边各郡进行掠夺,代郡以东各郡人民受苦尤深。

但是,匈奴和乌桓之间的联合是暂时的:匈奴统治阶级极力想把乌桓置于自己的完全统治之下,并利用它共同对付汉朝;乌桓的大人及贵族则出于自己的利益,在汉朝、匈奴之间,有利则联合,无利则背叛,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想保存自己的力量和既得地盘,因此,它和匈奴的联合是违心的。当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匈奴贵族内部发生争夺单于位的内讧,又“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的天灾的危难之际,乌桓挥兵西击匈奴,匈奴受重创:“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21];“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22]。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乌桓遣使到洛阳向汉朝“奉藩称臣”。次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向汉朝贡献奴婢、牛马、弓箭及虎、豹、貂皮等物,以表示诚心称臣。汉朝政府在给这些人赠赐珍宝的同时,又将其中的81名大人渠帅封为侯、王、君长。并允许他们率部民由塞外移居到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障塞之内。这是乌桓在历史上的第二次内迁。汉朝将乌桓再次内徙,主要目的是“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为汉朝提供军食。另外,又令其负责为汉侦侯,“助击匈奴、鲜卑”。汉朝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市附近)置护乌桓校尉,代表汉朝政府管理对乌桓、鲜卑的“赏赐、质子、岁时互市”[23]等事务。

乌桓迁入十郡塞内,说明它由盛变衰,开始与中原汉族融合。乌桓人原来居住的塞外之地,由北方南下的鲜卑人占据,乌桓在塞外的势力便被鲜卑所取代,而一部分留居塞外的赤山乌桓(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市附近)则归属鲜卑人,后来逐渐融为一体。

鲜卑属于东胡系部族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史籍也有明载:“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24];“鲜卑,亦东胡之余也”[25]。自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部落联盟后,鲜卑和乌桓同时从东胡部落联盟分裂出来,但乌桓之称已见于西汉文献,而鲜卑之名至东汉乃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乌桓与汉地接壤,而鲜卑处于乌桓之北,没有交通条件与中原统治阶级直接往来。对此,史籍有明释:“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26]因此,到东汉乌桓入塞渐衰,鲜卑入据乌桓之地后,鲜卑才与东汉有所接触,出现了“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27]之说。匈奴击破东胡部落联盟后,乌桓主要活动于以西拉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带,鲜卑则活动于大兴安岭一带。而鲜卑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东部鲜卑,一是拓跋鲜卑。东部鲜卑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的鲜卑山:“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28];“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29],此山“当为辽东塞外科尔沁右翼中旗‘七十里接左翼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此即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大罕山,在旗西哈古勒河附近,与西南面的阿鲁科尔沁旗西北140里之乌桓山遥遥相应。”[30]拓跋鲜卑则活动于“大鲜卑山”[31],即大兴安岭北段。这两部鲜卑同源同流,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则发生了差异。公元前119(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将霍去病攻破匈奴左地(即东部),将属于匈奴左地管辖的乌桓迁移到汉朝所属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塞外后,与乌桓相近的部分鲜卑人也乘机向西南移动到乌桓人居住过的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而这部分鲜卑人自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击破后,和乌桓一样归属了匈奴,成为向匈奴单于纳贡称臣的属部之一。这一部分鲜卑即史称之东部鲜卑。汉武帝元狩年间,他们自鲜卑山(应称小鲜卑山,以与大鲜卑山相区别)南迁到西拉木伦河流域,虽与匈奴腹地相去遥远,但仍未脱离匈奴贵族的统治。在汉光武初,匈奴常率鲜卑寇抄北边,杀掠地方官吏和人民,使得汉朝北边各郡不得安宁[32]。同时,鲜卑也受创。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后,这一部分鲜卑乘机脱离匈奴的统治,陆续归服汉朝。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鲜卑同汉朝、归服汉朝的南匈奴等一起共击北匈奴,使匈奴政权很快宣告崩溃,过去匈奴的领地均被鲜卑所占据,留在漠北的匈奴人10余万落(帐落、户),也都“自号鲜卑兵”[33]。鲜卑从此强盛起来。自公元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中叶的半个世纪内,鲜卑对东汉王朝和归属东汉的南匈奴、乌桓等,基本上是“或降或衅,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34]

公元二世纪中叶(东汉后期),在这部分鲜卑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首领檀石槐。他被推举为鲜卑部落大人后,率兵“南抄汉边,北拒丁零,东劫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35],建立了强大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檀石槐恃强不断掠夺汉朝缘边各郡,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檀石槐的鲜卑部落军事大联盟中,包括宇文鲜卑、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等数十余邑,但各邑或各部之内,各部落大人互相“割地统御,各有分界”[36],莫能相一。所以,其军事联盟基础并不稳固。当檀石槐一死,该军事部落大联盟也随之土崩瓦解。大部分鲜卑人逐渐融合于汉等民族之中。

檀石槐的鲜卑军事部落联盟瓦解后,其中的拓跋部自成一部,很快强盛起来。

拓跋鲜卑原分布于大兴安岭北段之“大鲜卑山”。本世纪80年代初史学工作者找到的位于大兴安岭北段之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的“嘎仙洞”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此“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37]。对拓跋鲜卑的远古历史,《魏书》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作了叙述,但这并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书中说: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幽州都城治蓟城,令北京市)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荤粥、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夺南夏,是以载籍矛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38]

有人对毛以前的“六十七世”所处时代作了考证,认为此时“正是周初”。如干志耿、孙秀仁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曰:“据《魏书》载,拓跋鲜卑积六十七世至毛,又五世至推寅,又七世至邻,邻传子诘汾,凡八十世,以每世二十至二十五年计,当于一千六百年至二千年之久,自诘汾上溯可至夏中叶或是周初,在毛时相当一千三百年至一千六百年,正是周初,其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当各有名号,毛成为部落联盟首领,毛所在之部落最有可能以鲜卑为其名号,否则不能以‘鲜卑’自称。”

以此推论,毛所处时间约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大鲜卑山”“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六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此‘国’即氏族部落,‘大姓’为较小的家族。这时,毛成为部落联盟的酋长。毛统管着由三十六个部落和九十九个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在此提到的“鲜卑传说中的毛,其应该只是职务的简称,而不是人名”,“‘毛’或‘毛考’.应即是索伦语和满语中的‘莫昆’,即氏族。‘毛考代’(鄂伦春关于嘎仙洞的传说中有毛考代汗战胜满盖而在大兴安岭居住下来,成为大兴安岭主人的传说)就是‘莫昆达’,氏族长。”[39]在目前锡伯族中至今仍普遍使用“莫昆达”一词,意即氏族长。过去,莫昆达具有很高的权力,他对哈拉()支系“莫昆”(氏族)具有绝对领导权。所以说毛当时是统率鲜卑部落联盟的氏族长(但这时的“莫昆达”并不是一个氏族的统帅,而是所有参加部落联盟的部落之长)

毛传五世至公元一世纪前半叶,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公元25——56),“宣皇帝讳推寅立。”“宣皇帝”为第一推寅。他率部“南迁大泽,方干余里,厥土昏冥沮洳”[40]。所谓“大译”,就是呼伦贝尔湖区。这里,有一点要加以说明,就是鲜卑“宣皇帝”第一推寅南迁大泽时,正是其统治民族匈奴衰败、分裂为南北二部之时。在此之前,即汉武帝元狩年间(122——117),汉朝派兵打败匈奴左贤王后,将乌桓迁入五郡塞外,这时,与乌桓相邻的东部鲜卑也乘机迁徙到乌桓故地——西拉木伦河流域。对这一情况,与其相近的北部鲜卑想必是清楚的,因此,当匈奴衰败、统治势力达不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匈奴原游牧地空出后,北部鲜卑在其“莫昆达”率领下,开始了南迁。

毛迁到南方大泽后,由于“沮洳”地带不宜居住,又“谋更南徙,未行而崩”[41]。由第一推寅又七世传至邻,为第二推寅邻,他亦有远略,又率部族迁徙,到蒙古草原西北部。到东汉末期,檀石槐建立部落联盟后,第二推寅邻成为檀石槐部落联盟的西部邑落大人。檀石槐部落联盟瓦解后,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由草原西北部南徙,经过许多高山深谷,“九难八阻”,才到达漠南头曼、冒顿的发迹之处,即所谓“匈奴之故地”。此地当在汉五原郡内。时为东汉末年。诘汾之子力微时期,北部鲜卑的势力发展很快,它一方面吸收匈奴、乌桓、东部鲜卑余众,另一方面又兼并五原郡内之没鹿回部,发展到控弦之士二十多万。公元258年迁到定襄郡盛乐。公元四世纪末,拓跋鲜卑在华北黄土高原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乎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经孝文帝改制并迁都洛阳后,鲜卑的主体完成汉化,与汉族融合。北魏建国前后,拓跋鲜卑把鲜卑之名据为已有,称东部鲜卑为“东部”或“白部”或“徒何”等。

北魏时期,鲜卑主体与汉等民族逐渐融合,而留居大兴安岭山脉一带;嫩江、黑龙江流域以及辽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鲜卑其他部落,开始被称为失韦(室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从此,鲜卑之称从史籍中绝迹。

鲜卑与乌桓一样,是游牧、游猎部族。在东胡为匈奴所破之时,其社会处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阶段,这以其多处发掘的文化遗迹可资证明。属于这一社会历史阶段的鲜卑文化遗迹有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百灵庙东北、哲里木盟的舍根文化以及义县保安来村等地的鲜卑物质文化遗存。到了汉代,由于鲜卑通过乌桓和匈奴间接或直接与中原文化接触,其社会得到很快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均已出现。作为主要经济生活的畜牧业,已由各家各户“各自畜牧营产”,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牲畜,已成为私有财产。汉代以后.在鲜卑主体中出现国家雏形。

鲜卑、乌桓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狩猎为主,兼有少量农业。如王沈《魏书》记载其经济生活云:“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为衣”;“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以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穑。东穑如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檗米常仰中国’’[42];“大人能作弓失、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人能刺帏,作文绣”[43]。他们畜养的主要为马、牛、羊;主要狩猎对象为虎、豹等,在他们的活动区域盛产野马、羊、端牛、貂等动物。在属于东汉末年的扎赉诺尔鲜卑文化遗迹中出土有不少铁器,有铁矛、铁镞、铁刀等,还有铜器、漆器、陶器、木器等。南迁前后的鲜卑社会里,部落大人乃法和权力的象征:“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无因循,亡所革易”[44];“违大人言者,罪至死”[45]。从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习惯仍然是约束部落民众的绳索。

在叙述鲜卑风俗习惯、语言及宗教信仰时,也可以引用对乌桓的资料加以说明.因为鲜卑和乌桓同属东胡系民族,其早期风俗习惯及语言等是相同的;王沈的《魏书》明确记载“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

从有关史料记载看.鲜卑、乌桓的婚姻制度较复杂.既有群婚、掠夺婚的残余.又有对偶婚、个体婚的特点,这是由于其社会形态处在一种原始社会中、晚期阶段和阶级社会门槛的缘故。王沈的《魏书》对鲜卑、乌桓的这一婚姻制度作了详尽记载:

 (乌桓)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以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46]

 鲜卑、乌桓的丧葬仪式也很独特,反映了当时他们所处的社会特点:

 “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婴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后汉书》注,乃付托也)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

至葬日夜,聚亲旧员(与圆同)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掷肉:与之。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经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47]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鲜卑、乌桓的丧葬仪礼与其宗教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当时,在鲜卑、乌桓中原始宗教——萨满教较盛行:“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48]。这和“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49]等信仰现象是相同的。《魏书·礼志》对拓跋鲜卑的祭祀情况更有生动的记载,曰天赐二年(公元405)在西郊祭天,筑方坛一,上置木主七人,代表自神元以来的七个部长。女巫(萨满)执鼓立于阶台的东面和西面,在宗室中选择子弟七人代表统摄“七分国人”的七个姓氏,每人手里执酒跟着女巫升坛助祭。女巫摇鼓,皇帝以及百官按原来排列的次序罗拜。拜毕,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和木主。如此七拜,礼毕而返。这种祭礼是从古代的祭仪遗留下来的。

在北魏以前的鲜卑中,还没有外来宗教的影响,对此,《魏书·释老志》就有明确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之而未信也。”

鲜卑、乌桓人很早就掌握了热敷、放血等疗法,如他们“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50]。这一疗法,在锡伯族民间至今仍很盛行。

鲜卑人“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

鲜卑、乌桓人的社会组织是相同的;并且主要以部、邑落形式表现出来。其中部是最大的共同体,部内的单位为邑落。部内的首领称为“大人”,邑落的首领称为“小帅”。每部之内包括“数百千落自为一部”[51]。对鲜卑、乌桓的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三国志》有如下记载:

“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盗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部落自相报;相报不止,旨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52]

   

第三节  室韦

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鲜卑主体逐渐封建化,迅速接受中原先进文化。公元490年,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适应鲜卑社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493年他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鲜卑姓氏为汉姓,改变鲜卑风俗、服制、语言,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又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的联合统治,更加速了鲜卑与汉族的融合。

在鲜卑逐渐汉化,放弃自己特点的民族特殊心理条件下,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皇朝的尊严,是不愿意而且也不允许留居大兴安岭、嫩江等地区的鲜卑遗族称为鲜卑族的,因此,在其国史中将他们分别记为失韦(室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按理说,建立北魏时,拓跋鲜卑南迁没多长时间,北魏统治者对自己留居大兴安岭一带和嫩江流域等地区遗族的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其正史中对他们的记载却寥寥数笔。从此可以看出,自从北魏建立后.拓跋鲜卑统治者与其遗族没有发生多少往来,这给我们理顺这一时期鲜卑遗族历史带来了诸多不便。

鲜卑主体南迁后建立北魏王朝,以及其他一些小国,并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他们与锡伯族祖先分道扬镳,故这些无须赘述。在叙述鲜卑族时.由于他们还没有完成向民族转化,部落或部族之间仍在继续组合、分化之中.因此,这里有必要将失韦、乌洛侯、地豆

于、契丹(初期)、库莫奚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

从地域范围看.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库莫奚等基本上处在大兴安岭一带,以及嫩江、西拉木伦河流域等古鲜卑活动范围之内,其活动地域大小不过南北长一千余公里,东西宽不到一千公里。这样的地域范围,对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还未形成较强的领地概念的游牧、游猎民族讲,其迁徙、游动、组合、分化的情况是很难掌握的,而且也是很频繁的。在上述情况以及北魏统治者与他们没有多少往来的情况下,《魏书》对他们的记载不可能十分准确,因此需要多加分析。

失韦,即后来所记室韦,最早见于《魏书·失韦传》:

“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路出和龙北千余里入契丹国,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盖水,又北行三日有犊了山,其山高大,周围三百余里,又北行三日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国。有大水从北而来,广四余里,名捺水……武定二年(544)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

据史家考证,啜水为今霍林河,盖水为交流河,犊了山为达齐图岭,是索岳尔济山东面分支,屈利水为绰尔河,奈水为嫩江口。这就证明失韦主要处在嫩江流域。

据《魏书·乌洛侯传》载:

“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其俗,绳发皮服,以珠为饰。民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窃盗。好猎射。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443)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据考证,所谓完水即今黑龙江上源,于巳尼大水(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先帝旧墟石室即拓跋鲜卑活动中心,于19807月史学工作者从大兴安岭北段之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发现的“嘎仙洞’’(锡伯语之“故乡洞”)。从此可以看出,乌洛侯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中北段,即今洮儿河、绰尔河、雅鲁河、诺敏河、甘河等河流域,故“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

 据《魏书·地豆于传》载:

 “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多牛羊,出名马,皮为衣服。无五谷,唯食肉酪。延兴二年(472)八月,遣使朝贡,至于太和六年(482)贡使不绝。十四年,频来犯塞,高祖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自后,时朝京师,迄武定末贡使不绝。”地豆于主要游牧于大兴安岭东南一带。

据《魏书·契丹传》载:

“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三年(388),太祖亲自出讨,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高宗、显祖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高祖初,遣使朝贡。”他们主要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弱洛水)流域。

 从上述记载看,失韦、乌洛侯、地豆于、契丹和库莫奚均为鲜卑系统部族。他们与北魏的关系,因地理条件的差异,契丹和库莫奚“贡”“献”较早,并且往来密切;失韦、乌洛侯和地豆于则只有礼节性的往来。  

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隋朝统治者对室韦各部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其正史对室韦的记载较前朝有所详细。如《隋书·室韦传》载:

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统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

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北室韦之处所,“据《隋书》记载,自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当在今大兴安岭北麓呼玛、爱辉境。”   

由北室韦“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据屠寄《黑龙江舆图说》:“雅玛岭,即古胡布山也”,位于西林木迪河东北,为外兴安岭南麓支脉,又称布列亚山。

“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今西林木迪河为隋时深末怛水,是原苏联结雅河东支流。

由深末怛室韦又北行数千里,到大室韦。大室韦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濒临黑龙江上游广大地区。据《新唐书·室韦传》云:“北有大山(大兴安岭),山外曰大室韦,濒于室建河”。据何秋涛《朔方备乘》(24)考证.“室建河即今黑龙江”。但多数人认为,室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到大室韦“径路险阻,言语不通”[53]

南室韦地处室韦最南端。据《唐会要·室韦传》记载:“自契丹路经啜水盖犊了山,其山周围三百里,又经屈利水始到其国。”

南室韦的处所,正是北魏乌洛侯之所在地。由此可以看出,《魏书》所记乌洛侯即为隋时之南室韦,它是室韦部落之一。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据《唐会要》记载,唐朝建立次年(武德二年,即619),室韦便开始向其“遣使朝贡”。贞观三年(629),“遣使贡奉貂、豹,自此朝贡不绝”[54]

 随着唐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唐政府对室韦地区逐步实施行政管辖.例如,贞观三年.在东北地区设师州,管辖室韦、契丹等,后改隶营州;贞元八年(792)设置了室韦都督府,次年升为室韦大都督府,以加强对室韦地区的统治,任命室韦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将军、郎将等官。开成四年(839)三月,唐朝政府发给“奚、契丹、室韦等告身八十九通”[55]

唐朝对室韦地区统治的加强,使唐政府对室韦各部的了解较前朝有所加深。例如,北魏政府把分布广泛的室韦只称为“失韦国”,而且轻描淡写,寥寥数笔;到了隋朝,把室韦分为五部,而且以“大”、“北”、“南”、“深末怛”等方向、地名等词区分,对后人了解室韦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到唐朝,随着对室韦实际统治的实现,了解到了室韦部落的大致构成,开始多以部落名称区分之。如《旧唐书·室韦传》载:

“室韦,我唐有九部焉。所谓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室韦、骆驼室韦,……今室韦最西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次东有移塞没部落,次东又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马,人户亦多,居啜河之南,其河彼俗谓之燕支河。次又有和解部落,次东又有乌罗护部落,又有那礼部落。又东北有山北室韦,又北有小如者室韦,又北有婆莴室韦,东又有岭西室韦,又东南至黄头室韦,此部落兵强,人户亦多,东北与达(室韦)接。岭西室韦北又有讷北支室韦,此部落较小。乌罗护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中,亦遣使来朝贡。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落俎室韦之南.又东流与那河、忽汗河合,又东经南黑水铢之北,北黑水羯之南,东流注于海。  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猩越河之北。其河东南流,与那河合。”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上述室韦多数是以部落名称自居的;()在“室韦”之称下还包括其他族属不同的部落,如大室韦、西室韦、如者室韦等;()这时的室韦,其活动范围已经东至黑水铢鞨,西达突厥境.南接契丹,北至外兴安岭。

据史料记载,唐代后期,室韦诸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迁徙,例如,如者室韦原居黑龙江以北地区,唐后期西迁到石勒喀河流域,后来与突厥同化;蒙兀室韦原居额尔古纳河以东和黑龙江上游地区,唐后期南迁到呼伦池地区;大室韦从额尔古纳河以北南迁至呼伦池地区,等等。

综观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历史,魏晋南北朝以前,北方民族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各部落的频繁迁徙、流动、组合、分化,成为这一时期北方民族重要而复杂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数部落西迁、东进,重新组合,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潮流,华北汉族开始形成。隋唐时期,居处大兴安岭、嫩江及其各支流、辽河一带的民族(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由氏族部落形成为部族,满族的祖先——靺鞨等在室韦、契丹之东开始兴起,由于他们离中原地区较远,其社会较落后,仍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在这一时期,鲜卑系统的许多部落经过数个世纪从大兴安岭、嫩江、辽河流域向东南扩散而与别的部落或部族(或民族)融合后,留居该地区的鲜卑系统遗族开始明显地走向不同民族的形成道路,这一现象,从地域上可以嫩江流域为中心划分,如甘河、绰尔河、洮儿河以西的室韦,一部分与回鹘融合,多数则成为蒙古族的祖先;嫩江西北、黑龙江流域的室韦成为达斡尔、鄂温克(索伦)、鄂伦春等族的祖先;嫩江以东、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室韦多数与靺羯等融合,成为满等民族的祖先;处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南室韦之一部),则成为锡伯族祖先的主要成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隋唐以前的东北民族部落中找出任何现代民族的纯祖先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在探讨民族远古祖先时,只能根据不同族系去探讨。

唐朝时期,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称为乌罗护部,其东北邻那礼部,西北邻和解部,西南邻霄,东邻东室韦部,东南邻达姤部和黄头部,唐贞观初年他们开始与唐往来。之后,随着两者之间往来关系的不断加深,唐政府在室韦地区设立了室韦都督府,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的室韦也处在唐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并且,这两河流域的室韦由于和中原最接近,唐政府对他们的了解甚于对室韦其他各部的了解。因此唐代初期,唐政府从契丹、室韦(南室韦)募兵以征高丽。

唐代初期,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势力逐渐发展,后来已达到辽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这时,南室韦不仅与中原汉族、突厥、契丹、靺鞨等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与高丽的交往也比较密切,他们常以虎、豹皮和貂皮、马匹换取高丽的铁和食盐。室韦“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

随着高丽势力的迅速发展.高丽贵族开始向外,扩张,这引起唐政府的重视。如“永徽五年(654),藏(高丽头领——莫离支)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为露布于朝。六年,新罗诉高丽、靺鞨夺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诏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师讨之。”[56]这一次战争,唐朝兵败而归。显庆三年(658),唐又派程名振率薛仁贵等大将讨之,又败。为了挽回败局,唐政府令薛仁贵等到南室韦、契丹等地于“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57],室韦(锡伯)由伊亲王(杨姓)、双亲王(关姓)、国亲王(苏姓)、多巡王(富姓)和一个白老将军(佟姓)率领杨、关、苏、富、佟五大姓之兵.前来扶余、前郭一带助战。据1959年肖夫调查,其五大姓锡伯现仍在吉林省扶余县达户屯居住着。根据《新唐书》和张步瀛的《扶会县志》记载,以及当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扶余、前郭一带当时确被高丽所占领,此地确为唐、高丽两军的主要战场。如据《新唐书》记载,唐乾封前,高丽兵已经占领了扶余、前郭一带,乾封“三年二月,勋率()仁贵拔扶余城”,之后,男建(高丽兵头领)以兵五万袭扶余励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58]。从此可以看出,在唐代就有一部分锡伯族迁入现吉林境内,现居住在吉林省扶余县达户屯的锡伯族疑即这些人的后裔,因此,有关这方面的传说是可信的。

唐代末期,朝廷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中腐败现象日趋严重,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尤其是朝廷内部宦官专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权夺利,出现了严重的朋党之争。这些矛盾反映到社会上,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得势者肆无忌惮地敲剥人民,迫使人民起来反抗,黄巢起义便发生。唐末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加速了唐腐败政府的崩溃。随着唐末农民起义的失败,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在中原发生战乱之机,活动于以辽河为中心的契丹,乘机向四周发展势力范围,到唐灭前就已发展成北方一个强大的集团,等唐灭亡不久(916),便建立了我国北方较著名的辽朝,接着室韦同女真等部族一起被置于它的直接统治之下。

从上述可知.室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再加上中原统治阶级势力不是很强固,无暇顾及东北;室韦与中原王朝和其他边郡政权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即便与北魏也不过是礼节性的往来关系。到了隋朝,由于室韦和隋之间隔着契丹、霄和奚,室韦与隋朝的关系也不密切,甚至多数室韦无甚往来,而只是有“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唐朝建立后唐政府兼有室韦之地,并实施了行政管辖,在其建立的室韦都督府里,室韦基本上包括其中。这一时期,室韦各部与中原汉族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之间“贡使相寻”,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甚一日,这对室韦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室韦,仍处在氏族社会阶段,居住和活动以部落和姓氏为主。以南室韦为例,(南室韦)“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瞒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59];室韦“国无君长,有大首领十七人,并号‘莫贺弗’,世管摄之”[60];“(室韦)国无君长.唯大酋,皆号称‘莫贺咄’,摄笺其部而附于突厥”[61]。上述“二十五部”疑即二十五姓;“余莫弗”、“莫贺弗”和“莫贺咄”,都是现锡伯语口语之“义玛法”(imaf),“义”意即长爷,“玛法”(mar)即祖宗,现在的“义玛法”只有祖宗之意。现在,锡伯族把每一姓氏的祖先都当为神灵供奉,并也称之为“义玛法”。可以相见,室韦每姓()有一“义-玛法”统治,并且表现出家族统治的形式.这是典型的氏族组织形式。   

室韦的社会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氏族社会性质。据《隋书·失韦传》载:

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颇有粟麦及,唯食猪鱼.养牛马.俗又无羊.夏则城居,其箭尤长。女妇束发,作叉手髻。其国少窃盗,盗一征三,杀人者责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曲酿酒。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

又据《隋书·室韦传》载:

南室韦“其俗,丈夫皆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筏,或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鞯,结绳为辔。寝则屈木为屋,以蘧覆上,移则载行。  以猪皮为席,编木为籍,妇女皆抱膝而坐。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

另据《旧唐书·室韦传》载:

室韦“兵器有角弓楷矢,尤善射,时聚弋猎,事毕而散。其人土著,无赋敛。  或为小室,以皮覆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夏多雾雨,冬多霜霰。畜宜犬豕,豢养而啾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从上述可以看出,室韦的社会文化是适应了游猎、游牧的生产方式:衣皮食肉,居无定处;猎则相聚,无事分散;男女索发形式较特殊;生活用品多用皮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锡伯族的婚丧之俗与室韦婚丧之俗具有相承的痕迹。

从上述记载的室韦婚丧习俗看出,当时的室韦中主要存在两种婚姻形式,即抢夺婚和服役婚。这两种婚姻形式在目前锡伯族婚姻中留下了较深的影响。尤其是室韦的服役婚发展成目前锡伯族的“招婿入赘”。现在锡伯族仍把赘婿称为“役力”之婿。

谈到上述室韦的丧葬形式,与目前锡伯族的丧葬形式也是有相承关系。在上述史料记载的室韦丧葬形式中,最大的特点是树葬(也可称为天葬),这是游猎、游牧民族在处于山林文化阶段时的特点。这一丧葬形式和“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居丧三年”的吊唁形式,在目前锡伯族中也有较明显的痕迹。现在锡伯族把婴儿死尸不进行土葬也不火葬,而是弃于野外,任飞禽走兽吞噬;过去,父母死,子女要守孝三年,有的在茔地盖房守孝三年;丈夫死,妻妾要守孝三年。

室韦的生产形式,除主要以游猎、放牧之外,据《魏书·失韦传》、《隋书·室韦传》、引日唐书·室韦传》和《新唐书·室韦传》记载,还从事少量农业:室韦“颇有粟麦及?,……有曲酿酒”;“剡木为犁,不加金刃,人牵以种,不解用牛”;“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

从有关史料记载看.室韦分布较广,其中也有族属不同的部族,如大室韦等。由于交通不便,室韦许多部分与中原很少往来,因此,汉籍对其文化记之甚少或模糊,上面史料所及室韦文化情况,主要反映的是与中原居近之南室韦的情况。   

   

第四节  辽金锡伯族先世   

辽金时期是鲜卑系统遗族进一步分化、组合并向部族转化的时期。有辽一代,契丹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南侵北伐,东掠西击,建立了以契丹为主体的辽政权。在契丹统治的二百余年间,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在东、西、北方面成为融合其他文化相同(如室韦、奚等)或相近(如鞑靼)部落或部族的核心,使契丹势力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地步。但辽朝灭亡、建立金朝之后,契丹又很快融合到其他民族如汉、女真等族之中,契丹之称消失于史籍。金灭辽而建,形成了以女真为主体的政权,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又处于它的统治之下。在女真统治的近120年间,锡伯部族渐渐形成,其文化中又注入了新的成分——女真文化。

在隋唐时期,室韦名目繁多,分布广泛,据《旧唐书》记载就有二十余部。但到辽代,史籍所述明称“室韦”者仅有黄头室韦、黑车子室韦和臭泊室韦,其他近二十部均消失于史籍。这并不是史官之疏忽,而是确切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证明鲜卑系统之室韦遗族顺乎地理条件和政治、军事形势,多数部落各自与别的部族融合,踏上了不同民族的形成道路。这一问题在本章第三节里已述,在此不赘。但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室韦以部落名称自居,出现于辽代史籍。

关于契丹,在本章第三节已有略述,并肯定了他们是东胡系鲜卑遗族,与室韦等同宗共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契丹建立辽朝之前,适应其扩张之心,开始了掠夺和征服邻近部落的战争。早在遥辇中期以后(八世纪下半期),不断进行对外掠夺战争,俘掠了邻族的大批牲畜和人户。如在鲜质可汗时,征伐其西南之奚,“俘其拒敌者七百户,摭其降者。”[62]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为部落酋长(夷离堇)时,又“俘奚七千户,押回契丹本土”饶乐之清河”[63]。到了撒剌的之弟述澜为夷离堇时,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他“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霄”[64]。到遥辇氏最后一个联盟首领痕德堇可汗时期,“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郡。鞑靼、奚、室韦之属,咸被驱役,族帐寝盛,有时入寇。”[65]上述说明,在契丹建国之前,就有部分室韦已臣服于契丹,但其依附关系并不是很牢固的。

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契丹遥辇氏最后一个可汗痕德堇初立,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以后,他担任了对外征讨的军事统帅,开始了阿保机开国前夕的征服四邻的战争。对这一段时期的征邻战争,《辽史》有较祥尽的记述。如《辽史·太祖纪上》载道:

“……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师辖刺哥,俘获甚众。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  明年春,伐女真,下之,获其户三百。九月,复攻下河东怀远等军。……明年岁甲子,三月,广龙化州之东城。九月,讨黑车子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兵数万,遣养子赵霸来拒。霸至武州,太祖谍知之,伏劲兵桃山下。遣室韦人牟里诈称其酋长所遣,约霸兵会平原。既至,四面伏发,擒霸,歼其众,乘胜破室韦。明年七月,复讨黑车子室韦。……(神册元年)二月戊午,以从弟迭粟底为迭烈府夷离堇。是月,征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冬十月乙巳,讨黑车子室韦,破之。……(二年)夏五月癸酉,诏撒刺讨乌丸、黑车子室韦。”

上述“小黄室韦”、“室韦”和“黑车子室韦”,是契丹对散居异处的室韦各部的不同称呼。所谓黄室韦是“突吕不室韦”之一部分,又称黄头室韦。辽建国前分为大、小二黄室韦。在《辽史》及其他辽代史料中有时分别称“大黄室韦”、“小黄室韦”、“黄室韦”,有时则称为“突吕不”或“突吕不室韦”。至于“室韦”,没有确指,但据其他记载分析,可能是唐代史记室韦之“达姤部”或洮儿河以南之室韦部。“黑车子室韦”的处所较明确,他们是唐代塞曷支室韦与和介室韦同突厥结合而形成的室韦。他们于辽建国前后就已向西南迁徒,即辽上京西北地区。他们与后来的锡伯族没有了联系。

臭泊室韦在辽代也是个较强的部落之一。在隋唐及以前的各朝文献中并没有这个称呼,说明它是辽代才出现的新名称。从“臭泊”之字面上看,它是辽统治阶级对该部落的贱称,如果是从居处环境所起的名称,那么他们是处在湖泊、沼泽地带的部落,但是,据白鸟库吉考证认为,臭泊室韦是《辽史》之阻卜、《金史》之阻[66]。他的这一论断若成立,那么“臭泊”者当系蔑称无疑。关于阻卜的活动范围,据《辽史》可知,北起克鲁伦河、土拉河下游、鄂尔浑河上游,南至辽边(今内蒙昭乌达盟西边、锡林郭勒盟南边和乌兰察布盟阴山山脉一带)以及西夏以北(今外蒙南边),西南到新疆东北边流沙以东的广阔地区都是他们的分布区域。在这一地带并无“臭泊”可言。有些学者据“锡伯”与“臭泊”音相近,认为锡伯即臭泊(室韦)的同音异写[67]。究竟这一说法有无道理,待进一步考证。

《辽史·耶律曷鲁传》载:“太祖为挞马狨沙里,参预族事,曷鲁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契丹国志·太祖后传》亦载:阿保机“尝度碛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这说明,辽初的黄头室韦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他们对契丹时叛时附;阿保机对黄头室韦进行了数次武力征伐。根据《辽史·本记》中之诸多记载看,黄头室韦主要活动于嫩江以东地区,辽代属东京道辖。

黄头室韦即突吕不室韦部,与涅剌孥古部同。《辽史·营卫志下》载:“突吕不室韦部,本名大、小二黄室韦户。太祖为挞马狨沙里,以计降之,乃置二部。隶北府,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戍泰州东北”;“涅刺孥古部,与突吕不室韦同,节度使戍泰州东”。有人对“涅剌孥古”作了考证,认为他们也是黄头室韦[68],在辽代他们主要在嫩江以东活动,但到金代,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在辽代,室韦除黑车子、黄头、臭泊等部外,还有一些以部落名称自居,如乌古部、女古皮室等。从《辽史》记载看,乌古部属辽上京道乌古敌烈统军司辖。《辽史·地理志》载:

“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 鼠族(黑车子室韦)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黑鼠穴居,肤黑,吻锐,类鼠,故以名。州隶延庆宫,兵事属东北统军司。统县二:乐康县、倚郭 部、兴国县。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递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白。”

有人考证认为,上述“二十部族”系指辽属部乌古迪烈部[69]。其实,乌古和迪烈是两个部落,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乌古和迪烈分别疑为唐代的乌罗护部和那礼部。在唐代这两个部落那礼在北、乌罗护在南处在雅鲁河以及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从语音上比较,乌古与乌罗护,迪烈与那礼又非常相近。辽代前后,处雅鲁河流域的那礼部有可能越大兴安岭向蒙古高原迁徙。而乌古部的一部分西越大兴安岭,一部分仍游牧游猎于绰尔河、洮尔河流域等地,就是这一部分乌古室韦成为今天锡伯族的主要部分。

乌古室韦部在辽建国前就与契丹有往来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很牢固。辽建国前后,乌古与辽的关系一度表现出叛附不定的现象。如《辽史·太祖上》载:辽太祖“九年(915)春正月,乌古部叛,讨平之”。这说明,在此之前乌古便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契丹。又如《辽史·太祖下》载:(神册四年)“九月,(太祖)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冬十月丙午,次乌古部,天大风雪,兵不能进,上祷于天,俄顷而霁。命皇太子将先锋军进击,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牛马、车乘、庐帐、器物二十余万。自是举部来附。”乌古部这一次虽“举部来附”,但以后又有叛附不定的现象。因此,辽统治者利用黄头室韦又讨伐乌古室韦,如天显三年(928)“秋七月丁未,突吕不献讨乌古捷。……九月巳卯,突吕不遣人献讨乌古俘。……(四年)六月丙午,突吕不献乌古俘。戊申,分赐将士。”(《辽史·太宗上》)上述说明,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当时并没有屈服于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的武力征伐,但受到了阿保机的残酷镇压。因此,阿保机在锡伯族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至今把他的名字当作谈虎色变的恐怖物,来恐吓哭闹的幼童[70]。但经过数次征伐,乌古室韦最后还是完全臣服于辽朝。

辽统治者平定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室韦之后,在此设立了泰州军政重镇,以控扼北方地区。从有关资料记载看,泰州是古代控扼北方地区的喉道,自辽开始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辽统治者以此设立重镇,其目的,一是以军事上阻止北方各部族的南犯或东侵,从《辽史·地理志》记载看,黑车子室韦曾不断侵掠过泰州;二是从行政上对北方各部进行管辖。

辽代泰州是军政合一的重镇,属上京道,为东北统军司驻地。具体州治在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古城(清称之为“绰尔城”,见《清一统志》、张穆《蒙古游记》)。该城土筑,呈正方形,周长45688米,配有东西南北四个瓮门,城垣之外环以两重护城壕。西南郊外原曾伫立六角密檐实心砖塔一座。城内出土的“大安七年”刻石;上有“泰州河堤”字样,并载录了47个汉族人姓名,证明至迟公元11世纪末就有相当数量的汉族居住在黑龙江地区。辽泰州前身为通化州。在辽政权还未巩固前,辽军和晋军曾在泰州发生数次激战。如会同八年(945),晋杜重威、李守贞等率军深入到绰尔河流域,连下泰州、满城,打败契丹援兵。后来辽调重兵才将他们打败[71]11世纪初,辽统治者大肆侵掠北宗,引起辽宋数年刀戈相对,因此,辽宋在泰州也曾多次刀戈相见[72]。到辽末天祚时,新兴的女真为了从辽手中将控扼北方诸部的大权夺过来,也把泰州作为主要攻击对象,结果天庆七年(117)春正月,“女真军攻泰州,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73]

 以上说明,处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先祖(乌古),在辽代因处军事要地,一方面为辽扼守重镇,防范外部入侵,另一方面经常受到战火洗理,培养了他们勇敢善战的民族性格。辽道宗寿隆初年,辽统治者将乌古敌烈部徙于乌纳水(一说为今海拉尔河支流乌诺尔河,一说为免渡河上游乌纳尔河),以扼北边之冲[74]

女古皮室者,也是室韦的一部分。“女古”为大、小二黄室韦部:“皮室”是黄头室韦部[75]。据《辽史》和《金史》,女古皮室是比较雄强的部落,活动范围较广,对辽政府时叛时附,有时又帮辽严定其他部落。他们作为室韦黄头部的一部分,在以后的发展中,与锡伯族源也有很大联系。

辽代中后期,分布于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的女真很快发展起来,逐渐成为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辽史》,辽代中后期,契丹与外部的主要往来关系,除北宋外,就是女真。女真利用辽朝对他们的友好关系以及中原的经济、文化往来关系,以加速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辽天庆四年(1l14)始,女真与辽争夺势力范围,他们与辽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天庆五年正月壬申(1115128),女真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同年十二月,金兵大败70万辽军,致使辽统治下的“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76],纷纷归服金朝。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室韦(锡伯),自天庆七年(17)金军陷春、泰等州以后,大部分已归服金朝。天辅五年(21),完颜阿骨打由于军供的需要,下令“摘取诸路猛安中万余家,屯田于泰州”(即锡伯族聚居区)[77],使锡伯族聚居区成为金初重要的屯垦区之一。保大二年(1122),金陷中京、泽州、北安州等。次年,由于金兵压境,辽帝入夏境,耶律敌烈等劫持天祚帝北奔,立为帝。不久死。保大四年(1124),夏称藩于金,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自立为王,建西辽。天祚帝出夹山反攻金军,大败。次年,天祚帝奔党项,趋天德军。接着,天祚至应州,被金兵俘获,辽朝最后灭亡。

女真的先世,最早是以肃慎的名称出现于史籍,以后又分别以挹娄、勿吉、靺鞨出现在历史。西周初,肃慎接受周王室的册命。《书序》:“成王既伐东夷,息慎(肃慎)来贺。王锡荣伯作贿息慎之命”。这个时期,肃慎具体居何处,无籍可考。汉代以后,肃慎之称为挹娄所代替,才有其方位的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干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古之肃慎氏之国也。”[78]据此,挹娄西到达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北及今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到晋,肃慎西伸到长白山(不咸山)北,与高句丽接壤。后魏时,勿吉强大,逐夫余,占有夫余南部(今东流松花江南),并进入第二松花江及辉发河流域。靺鞨,是勿吉的继续和发展。有粟末、伯咄、拂涅、安吉骨、号室、黑水、白山七部,分布在东流松花江南、黑龙江下游(包括中游一部分)南北、牡丹江、乌苏里江、第二松花江流域。渤海是靺鞨中较先进的部分,是以粟末革革为主吸收其他族人重新融合而成的渤海人。在唐代,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很快,并建立了地方政权。

自五代始,秣鞘改称为女真。女真人原出自黑水靺鞨,早在唐灭高句丽时靺鞨即分散迁徙,后渤海强盛,黑水靺鞨的一部分役属于渤海。辽灭渤海后,把渤海人大批南徙,黑水革革也乘机向南移徙,契丹称这些黑水革革为女真。辽代,女真的活动范围,南起鸭绿江、长白山一带北至黑龙江中游,东抵日本海。契丹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又把女真划分为“熟女真”、“生女真”和“回跋女真”。熟女真在契丹之南,隶契丹籍,并且一部分人与契丹杂居,其经济文化较落后,辽时仍处于游猎、游牧的生产形式;回跋女真处在熟女真和生女真中间,即南北之间。自辽中期,生女真的完颜部势力开始强大,到辽末联合其他各部与辽争衡,并建立了金朝。金初,其统治者在东北基本上延袭了辽时的行政和组织形式。到熙宗时,按辽宋旧制进行改革,统一制度和确定全国的区域划分,设京、路、 府、州、郡县。但在地方仍然保留了州县与猛安谋克并存的状况,  此外,还局部地保留了部族、虬的组织形式。   

 绰尔河和洮儿河流域锡伯族聚居区属:临潢府路。辽时,临潢府地为上京,金初因称之。天眷元年(1138)改为北京。天德二年(1150)改北京为临潢府路。天德三年罢之。贞元元年(1153)以大定府为北京路后,仍置北京临潢路提刑司。

 金正隆四年(59),契丹等发动反金起义,接着金用兵相继镇压。金统治者在平定契丹等的起义后,于大定三年(1163)解散了所有曾参加起义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原管户口分散到女真的猛安、谋克中去。至大定十七年(1177),又解散了其余的契丹猛安、谋克,将其原管户口(主要为契丹)徙置临潢、泰州、济州及乌古迪烈部(金时多写成乌古石垒部)等处,令其耕作,也与女真人杂居。同时,金统治者又向各主要地区徙女真人,以监视各部族。毫无疑问,从此时起,在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部族聚居区不仅有了不少契丹人徙居,而且也有了女真人杂居。其中的契丹人,随着契丹之称的消失,逐渐融合到锡伯部族之中。

在金代,聚居于绰尔河、洮儿河地带的锡伯部族,同绰尔河以南、嫩江以西的其他部族(部分蒙古祖先等)仍被统称为乌古里石垒部(即乌古迪烈部)。关于其历史演变,上已及。据史料记载,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东北各部族的管辖及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加强了对绰尔河下游的泰州及洮儿河等地区的屯垦实力,同时又加强了军事防守。《金史·地理志》载:“泰州,德昌军节度使。辽时本契丹二十部族牧地,海陵正隆间(1156一一1161),置德昌军,隶上京,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之。承安三年(1198)复置于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户三干五百四。县一,堡十九。从此,泰州有了新旧之分,泰州治所由绰尔河流域南迁到洮儿河流域的长春县(辽长春州故址),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隶于新泰州之下。关于迁泰州及改其名称等问题,有人提出了如下看法:大定二十五年(1185)时,北方边境宁谧,且金统治中心早已由“内地”移至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此地随之萧索,所以撤销了节度使的建制,但这一时期的名称还应该作泰州。至承安三年(1198)因北方蒙古族兴起,金朝北境形势紧张,又恢复了泰州德昌军节度使的建制,但却后撤一步,迁至长春县(辽长春州故治),而改旧泰州为金安县,隶于新泰州之下[79]。金迁泰州及改其名称等问题,对当地锡伯部族的社会生活及其经济、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由于缺乏资料记载,很难作出评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金迁泰州之后,锡伯部族仍然活动于绰尔河等地,那么他们与金统治者的关系必定有所松弛,而与新兴的蒙古部族有了进一步接近;如果锡伯部族随泰州转移到了洮儿河流域及以南地区,那么他们与契丹和女真族的关系比前更加密切,在锡伯文化中,这时就大量注入了女真文化成分。以上假设哪一个接近事实,待后进一步研究。

在谈到金代锡伯族活动地域及活动情况时,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佐证,即乌古迪烈与黄头室韦的关系。据《辽史·天祚帝纪二》:天庆七年“春正月,女直军攻泰州,东西面诸军不战自溃,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复下泰州。”此事在《金史·呆传》也有载:“天辅七年杲以兵一万攻泰州,下金山县,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来降,遂克泰州。”女古皮室或女固脾室是同一族,就是黄头室韦[80]。王国维认为:“按女固脾室皆迪烈分部之名。《地理志》部族节度使中有迪烈女古部,《辽史·天祚纪》书保大三年敌烈皮室叛,此女固脾室,即女古皮室也。”[81]在金代,将黄头室韦开始称为黄头女直。据《松漠纪闻》卷上载:“黄头女直皆山居,号合苏馆女直。……疑即黄头室韦也。……因避契丹讳,遂称黄头女直。”这里所称“合苏馆”即锡伯、满语之hashan,意为“藩篱”,喻指门户屏障,是守边者。

金统治者把黄头女直(黄头室韦)也编入了军队,并称“硬军”。如《松漠纪闻》卷上载:“金人每出战,皆被以重礼,令前驱谓之硬军。”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直的高压政策,也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如《松漠纪闻》又载:金统治者对黄头女直“役之益苛,廪给即少,遇卤掠所得,复夺之,不胜忿。天会十年(1132)遂叛,兴师讨之,但守遏山下,不敢登其巢穴,经二年出斗而败,复降。”

辽金统治者对东北各地部族的称呼变化多端,无论从族属上,还是从地域上,都不能作为确指、确定的概念使用。因为这时期部族的流动性很大,也很频繁。尤其是嫩江流域的各部族更如此。因此,黄头室韦(黄头女直)的概念也很广泛。但其中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绰尔河、洮儿河流域的锡伯族也被称为黄头室韦或黄头女直。

辽金时期的锡伯文化呈现为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相结合的类型。当时的锡伯部族多数仍然游牧、狩猎,少数城居,从事农业。据史料记载,辽金时期,绰尔河、洮儿河流域是两朝重要的屯垦基地。两朝统治者令其周围部族垦荒屯种,以解决军需。但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其农业生产遭到多次破坏,因此,在这一时期,农业文化始终未能在锡伯部族中真正确立。

辽金时期锡伯部族文化,由于缺乏资料,不能大书特书,而只能通过对契丹和女真文化的记载,析出与锡伯部族相同或相近之 处加以论证。

宗教。锡伯部族自东胡、鲜卑以来就和其他北方部落、部族一样信奉原始宗教,祀天、地、日、月、星辰等。后来萨满教确立后,成为其崇奉者之一。据《辽史·太祖纪》载,契丹每出战或遇重大事情,必以黑、白羊、青牛、白马、鹅祭天,以求上天保佑;每出猎,必祭猎神,如《辽史·国语解》载;“辽俗好射麋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另外,还流行祭风、祈雨和分祭各地名山大川,以及占卜等风俗,例如对骨卜形式有如下记载:“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下灸之,灸破便出行,灸不破便不出。”[82]这些信仰习俗,锡伯族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在辽代,契丹与中原汉族的文化联系比前朝更加密切,而且辽以前,契丹便与汉族有了频繁的往来,因此,中原汉族的儒、佛、道作为文化类型传入契丹地区,并且以国家的力量进行传播。如神册三年(918),亦即建辽第三年,耶律亿便“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83]。在此之前,阿保机为夷离堇之二年(902),在龙化州建开教寺;即可汗位之六年(912),在皇都建天雄寺。这是契丹创建佛寺之始。辽中叶以后,佛教在契丹上自皇宫,下至民间大兴起来。圣宗曾多次游幸佛寺;太后萧燕燕“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84];兴宗“尤重浮屠法”[85],亲往佛寺受戒;道宗也“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公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86]由于朝廷提倡佛教,优礼僧徒,在民间形成了“干人邑”、“念佛经”、“塔灯邑”等宗教结社,“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87]

道教在辽代影响也不小。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88]。其弟齐国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机辉丽,东西两郎,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89]。兴宗“常夜宴,……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道士王纲、姚景熙、冯立等,皆获宠幸,并授官爵[90]

上述情况,对处在辽直接统治之下的锡伯部族不会没有影响,尤其是对同契丹杂居、城居(如泰州)的部分来讲,不能不受到更大的影响。可以肯定,锡伯部族对儒、佛、道自此就开始了接触。

原始宗教发展到金代,内容得到更加充实,尤其是在金代女真族一百多年的统治过程中,由于人为进行的杂居共处,两者的文化互相吸收,相互渗透,表现出很多共同点。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女真也祀天、地、日、月、星辰等,尤其是拜天之礼最为隆重。“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91];“元日则拜日相庆,重五则射柳祭天”[92]。这一习俗在锡伯族中至今仍有痕迹。女真的这些习俗与萨满教融为一体,其多数形式均通过萨满表现出来。到金代,对萨满有了较完整的记载:“珊蛮(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93]女真人不生育,要请萨满找魂,举行求子仪式,得病也求萨满治病:“其疾病,则无医药,尚巫祝。病则巫者杀猪狗以禳之”[94]。过去的锡伯族得病也主要求萨满跳神祛鬼治病。女真“死者埋之而无棺椁,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95]这一“烧饭”习俗锡伯族仍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婚姻及其他。谈到契丹的婚姻,主要说明其“拜奥礼”仪式。这一仪式是出自锡伯部族还是出自契丹?不得而知,但《辽史》则作为契丹的特殊礼仪记载了下来。这一仪式在目前锡伯族中仍然完整地保存着。《辽史·国语解》载:“拜奥礼。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为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奥礼”;《辽史·公主表》亦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目前锡伯族举行婚礼则选一男一女,谓之“奥父”、“奥母”,主持迎亲之事。所谓“奥”是锡伯语“aoder”一词之缩语,意即迎接、迎候、接迎。此外,在契丹婚俗中,还有服役婚形式。这在锡伯族婚俗中也有痕迹可寻。

辽金时期与锡伯部族相近之女真(生女真),较契丹、锡伯部族落后,因此,婚姻方面较多地保存了原始形态,这对较之先进的民族来讲,不可能吸收其落后的东西,而是落后一方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成分。   

在居住方面,契丹、女真、锡伯有诸多共同点。“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96];生女真“依山谷而居,联以木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草绸缪之。垣墙笼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97]。过去,锡伯族的房屋基本上也东向。即使目前造的新式房屋,也讲究东南向。契丹、女真都筑炕取暖,尤其是女真每家“环屋为土床,烛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98]。目前,新疆锡伯族仍然筑炕取暖,有的仍“环屋为炕”谓之“三环炕”(南、西、北三面)

以上是透过契丹、女真文化所窥见的辽金时期锡伯部族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金末,锡伯部落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已形成为锡伯部族,并开始向民族门槛迈进。在辽金时期,或者更早的时代,锡伯部落或部族,为何未与契丹、女真融合,也未加入蒙古形成的行列?这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即大兴安岭把他们和蒙古部族进行了隔开;嫩江把他们和女真分开;洮儿河和辽河又把他们与契丹本部进行了分割,使其各自走向了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

 

    第五节  元明锡伯族先世

十二世纪下半叶,在金朝西北兴起了蒙古部,逐渐成为金朝的主要威胁。最后金亡于之。锡伯族开始了四百余年被蒙古族统治史。

蒙古族是蒙古草原上生活过的许多游牧部落或部族统一后,于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间在我国北方形成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之称,唐代始见于记载,称“蒙兀室韦”、“蒙瓦”,为室韦联盟部落之一。两宋、辽、金时,史籍上有“萌古”、“朦古”、“盲骨子”、“蒙古里”等不同译称。初分布于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湖区,后向西逐渐发展到鄂嫩、克鲁伦、土拉三河上游及肯特山(不儿罕山)一带。以游牧和狩猎为业,后期有农业萌芽。辽金时期与契丹、女真、畏兀儿等进行往来,并有交换关系,政治上与辽有聘使往来,接受其封号。金初,蒙古开始发展成较强盛的部族,既与金有友好往来,又不断与其进行争战,一度迫金割地议和。同时亦常与周围部落和札剌亦儿部、塔塔儿部等交战。至合不勒罕时,诸部众被统一,渐成为蒙古地区强部之一,始有“汗”号。十二世纪下半期,在蒙古乞颜·孛儿只斤氏族中出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于1189 (末淳熙十六年)被乞颜贵族推举为蒙古汗以后,先后打败和吞并札只剌、忙兀、塔塔儿、主儿乞、泰赤乌、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弘吉剌、亦乞列思、火罗剌思、乃蛮、蔑儿乞、斡亦剌、克烈等诸部,至1204(宋嘉泰四年)统一蒙古各部。1206(金泰和六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大聚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国家——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大蒙古国)。其领土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很快健全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制度,接着征服和清除周围未臣服的各部及内部敌对势力。1210年当成吉思汗得知金朝内部矛盾激化,汉人、契丹人不断抗金,以及金帝允济预谋趁成吉思汗每次入贡之机捕杀他时,遂与金正式决裂,于1211年春率大军南下,对金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这时,辽东方面以耶律留哥为首的十余万契丹人起兵抗金,向蒙古输城,西夏也乘机向金发动进攻,使金失去北方屏障。至此,金对锡伯、契丹等部族的统治宣告结束。12277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次年蒙古诸王在今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遵成吉思汗遗嘱,推举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他继续完成先父的未竟事业。1234年正月,金亡。自1257年始蒙古征南宋。1271年,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忽必烈宣布建立“大元”国号。1279年南宋宣告灭亡,中国复归统一。

蒙古统治者以武力统一全国后,人为地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包括大漠南北诸部;第二等为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包括唐兀、畏兀儿、回回、钦察等;第三等为汉人,大体指金朝统治下的各族,包括汉人、契丹、锡伯等北方各部族、女真、高丽等;第四等为南人,基本上指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方面对四等人分别给予不同的待遇,并且极力扩大其间的差别。蒙古人和色目人可以得到信任和宠遇,汉人和南人则在被猜防与歧视之列。

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部族,在金朝,也受其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金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锡伯等部族的控制,金初曾移很多女真人于此,加强监视,以确保金北边藩塞的安全。在以后近百年时间中,锡伯部族与女真等部族和睦相处,建立了亲密关系,使两者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接近一致。当1211年成吉思汗挥军南征、十余万契丹人(也包括与契丹杂居的锡伯)输城归金、金北方屏障瓦解后,与锡伯、契丹等杂居的以及辽东其他女真人慑于蒙古大军的威力,大部分逃亡鸭绿江、长白山等人烟稀少的地区。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一部分锡伯人。他们大部分都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点。这一历史事实,透过现在家谱可略见一斑。请看下列家谱记述[99]

“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游牧时代,无事迹可考,实为黄色民族,世称亚细亚民族,又谓蒙古利亚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颜,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省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完颜氏系谱)

“我依尔根觉罗肇氏,先世系长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民。于前清天命初年,太祖高皇帝并业兴京,我始祖武毅都尉公讳图格马发,效力疆场,遇危殉节……”(依尔根觉罗西蜒宗谱)

“始祖藤额里先人曾居满洲长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纳各地,于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移来盛京,注册宁武图氏,当时入于镶白旗满洲第一佐领下……”(宁武图氏谱)

 这一部分锡伯人,等女真(满洲)建立清朝后,受到了礼遇。

 元初,蒙古贵族的统一战争适应了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的需要,对农业生产和定居民族的破坏性显得非常突出。“是时蒙兀志在虏掠,得城旋弃”[100]。东北地区的许多城镇包括锡伯族聚居地“绰尔城”及其周邻城镇,被蒙古军夷为废墟,许多耕地改为牧场。蒙古族在征服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时,这人曾进行了反抗,因此可能遭到蒙古军的残酷镇压。如现在,锡伯族吓唬哭闹的幼孩时,就说“莫哭!忙古斯来了。”(ume songgore!manggus jihe)后来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和军饷所需,蒙古统治者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元统一全国,“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101]。在东北地区,前后创立大宁路海阳等处打捕屯田所、蒲峪路屯田万户府、金州复州屯田万户府、肇州蒙古屯田万户府和水达达路屯田总管府等。蒙古族和锡、汉、契丹、女真等族共同屯垦耕种,发展农业生产。

元朝对东北锡伯地区的统治一开始并不十分严密,等全国形势稳定后,才逐步加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时,把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在以哈勒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最东北地区。斡赤斤一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将领地向东扩展。到塔察儿时期,今嫩江流域等地业已被直接并入斡赤斤后王的份地。到至元二十年后,元政府将统辖东北行政的最高地方机构宣慰司“望轻”升格为行省一一辽阳行省。锡伯族处在了它的统治之下。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的辽阳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即包括宁昌站和泰州站。但这时,该行省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其统治者暗中与元中央政府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1287年四月乃颜叛,六月忽必烈执杀乃颜。接着,原来隶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等军队及其他人户(包括锡伯部),都被括入元朝版籍。元廷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立肇州城(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众东居,并组织当地的锡伯等部族在该地区开垦。这时,锡伯部族主要仍以绰尔河(包括洮儿河)为中心而活动。而且,嫩江流域屯垦使所就设在泰宁,即塔子城。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尾闾边缘,东南距泰来县城90里。城址四门,周长45628米。城内西北部有大面积元代建筑群落废墟,遗存有汉白玉及花岗岩柱础、琉璃釉瓦,以及龙纹、牡丹花纹滴水等。考古研究证实,该处废墟当为元代宗王斡惕赤斤系家族府邸[102]。等元政府将这些地区括入版籍后,该城又成为元政府在嫩江流域的屯垦使所。从此,蒙古族大量移入这些地区。到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在绰尔河地区设立了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锡伯族大部处在其管辖之下。

元朝末年,爆发了以红巾军为首的各族人民反元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1368(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春,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建立明朝。元惠宗(顺帝)丹欢贴睦尔携后妃、太子和宗室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史称“北元”。

在自1368+——1388年二十年的北元与明朝的对峙、争战中,绰尔河、洮儿河等地锡伯族仍在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干户所下从事农业生产,为北元提供军粮。1371(洪武四年),在明军追击西北和北方的北元残余势力获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辽东地区的北元残余势力发生动摇。元末辽阳行省平章刘盖,于1371年二月,乃悉举其地兵马、钱粮、舆地之数以降明。明政府“遣断事官吴立往宣诏,置辽东卫于得立嬴城,以盖为指挥同知”[103]。北元失去东北“藩塞”。但明势力仍未达到锡伯族地区。

明在辽东、辽西一带建立辽东都司、大宁都司根据地以后,便向辽河以北,从金山到今第二松花江进攻,以消灭盘据在此的北元纳哈出势力。洪武八年(1375),纳哈出在残部溃散、穷途末日的情况下降明,明封其为海西侯。次年明用15万大军乘胜追击,取得了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明在东北的统治。至此,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族处在了明王朝统治之下。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嫩江流域屯垦区的管辖,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泰宁卫位于今洮儿河流域及以南地区,其中心在辽金时之新泰州,以辽王阿札失里为指挥使;朵颜卫在今洮儿河上游、绰尔河以南及索岳尔济山一带,以脱鲁忽察儿为指挥同知;福余卫在今绰尔河以北、齐齐哈尔为中心的地区,以海撒男答溪为指挥同知。泰宁、朵颜、福余三卫统称兀良哈三卫[104]或朵颜三卫,隶属于大宁都司。永乐元年(1403)大宁都司内迁,永乐七年(1409)奴儿干都司建立后,兀良哈三卫改隶奴儿干都司。

上述事实说明,元灭明兴,锡伯族虽成为明朝属民,但仍处在蒙古族(兀良哈)的直接统治之下。从有关记载佐证,在兀良哈三卫中基本上都有锡伯族,但主要仍以绰尔河为中心活动。据《明实录》:“戳儿河(绰尔河)女直野人头目忽失歹、安苦等来朝。命忽失歹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安苦等为千百户镇抚,赐钞印有差。”[105]这里的“女直野人”是指锡伯部族,“忽失歹”和“安苦”是锡伯部族的头人。对兀良哈三卫之部族成分,有人作了考证:“兀良哈三卫本东胡遗种,其语言与蒙古无别,其风俗与契丹同,与蒙古稍异。蒙古辫发索头,而三卫人还有鲜卑、契丹以来的遗风,为髡发秃头”。在生产方面,“蒙古专营游牧,而兀良哈人则以游牧为主,稍业农耕”[106]。可见,兀良哈三卫中除蒙古外,还有其他部族,至于有多少

宣德以前,瓦刺部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势力强大。正统间,也先在控制西北诸卫的同时,也着力向东发展,侵逼作为明朝东北部“屏藩”的兀良哈三卫。脱欢和也先父子为征服对手阿鲁台及其党羽,原来刘兀良哈三卫采取联合和怀柔的政策,也先曾与三卫联姻,诱使三卫背离明朝,并充当其侵掠辽东、大同等明境和女真族的先锋。但也先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要彻底征服兀良哈三卫,统一全蒙古。正统九年(1444)瓦剌趁女真肥河卫首领大败泰宁卫拙赤之机,也出兵分道截杀,致使“三卫大困”。正统十一年(1446),也先以搜阿鲁台遗族为名,进兵兀良哈三卫地区。兀良哈三卫“被瓦剌抢掠,散处滦河一带”[107],迫其大举南迁。但其中一部分锡伯部族仍留居在当地,或当时迁走后,等形势稳定又迁回原居地。

明代初叶,兀良哈三卫的目的是防止兀良哈三卫与鞑靼的联系,使其成为明朝的“屏藩”,“东捍女直,北捍蒙古”[108]。从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的100年间,兀良哈三卫在明朝和鞑靼、瓦剌之间,为了保存自己,免被吞并,叛附不定,通贡、互市和入寇抄掠交互进行[109]

兀良哈三卫和女真之间,在明朝拒绝互市或者通过互市仍不能满足要求时,便率众入边掠夺,形成“顺则市易,逆则抢掠”的局面。明朝对兀良哈三卫和女真各部的政策是:附则给以爵赏,允其互市,以此怀柔,叛则进行征讨,断其互市,以示惩罚。

总的来看,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的100年间,锡伯部族处在兀良哈三卫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他们随着兀良哈三卫的兴衰而兴衰。 

元末明初,锡伯族成分又起了变化:随着元灭时契丹部族的分化、瓦解,部分契丹人又融合到锡伯等部族之中。“元代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入元明后离散,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已经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110]现在,关于契丹人的文化因子,一是可以从古籍文献中得到文字记载,二是从现代锡伯族文化中找到痕迹,而且,有些痕迹对照文字资料看,显得非常明显。这在本章第四节中已及,兹不赘。

永乐末期,在嫩江流域,随着兀良哈三卫形势的变化,开始出现科尔沁蒙古。科尔沁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奎蒙克塔斯哈剌属部,其牧地原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和海拉尔河一带,至明代属兀良哈三卫地。“喀喇沁(科尔沁)为乌浪汉济尔默氏,盖即明初所谓兀良哈者。”[111]1425(洪熙年间)奎蒙克塔斯哈剌为厄鲁特蒙古所破,避走嫩江,后因其子昆都伦岱青为阿鲁科尔沁,故号嫩江科尔沁以自别。当兀良哈三卫大部南迁后,科尔沁蒙古势力迅速扩展到绰尔河、洮儿河等地,从此,锡伯族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统治之下,“到明末清初,嫩江流域的女真人,以锡伯、卦勒察之名,‘役属于蒙古之科尔沁’”[112]

明代后期,明统治者由于与女真(当时多称女直)的往来日益加强,将东北各部族都开始统称为“女直”,把处在山林地区或边远地区的部族则称“野人女直”或“林中百姓”,当时处在绰尔河、洮儿河等地的锡伯部族也被称为“野人女直”。这给理顺明代锡伯部族的历史带来了很多不便。

十六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女真部开始勃兴,并用武力先后统一建州内部及周邻诸部,引起叶‘赫等扈伦四部的严重不安,他们企图以联姻的方法牵制努尔哈赤,但未获成功。于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试图以索要土地的政治手段,限制建州势力的膨胀。1591(万历十九年)叶赫贝勒纳林布禄遣使至费阿拉,向努尔哈赤提出土地要求,但努尔哈赤严辞拒绝。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仍不甘心,召集叶赫、哈达、辉发三部贝勒会议,决定各部同时遣使至建州,进一步进行政治交锋。结果,努尔哈赤力战三国使者,使三国使者悻悻而归。纳林布禄的联姻手段和政治讹诈均宣告失败后,决定诉诸武力。于是1593(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发生了在女真、锡伯等史上重要的事件一一古勒山九部之战。这次战役是锡伯族史之最重要的转折点,是锡伯族归服满洲(当时应称女真)的开端。对这次战役,《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有详细记述:

“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喇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北嫩江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代、莽古思、明安,席北部、卦尔察部,及满洲长白山所属朱舍里路长纡楞格,讷殷路长搜稳、塞克什,九姓之国合兵,分三路来侵。上闻之,……遂引兵至拖克索地立渡处,诫军士日:尽解尔蔽手,去尔护项,或项臂伤,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絷,难以奋击。我兵轻便,破敌必矣。众皆如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城守鼐护、山坦二人来告日:敌兵辰时已至,围攻扎喀城,不能克,退攻黑济格城。但敌兵甚多,奈何?众闻之,色变。扎喀城有名郎塔里者,后至,呼日:贝勒安在?我兵几何?言讫,遂登山望之,告上日:若以敌兵为多,我兵亦岂少耶?昔征明时,彼兵漫山野,我仅二、三百人,尚败其众。我国之人,骁勇敢战,必破敌兵。如不胜,吾甘军法。众闻言,心始安。上使人往侦,谓日;敌若还军,乘夜击之,否则旦日接战。时,敌兵运粮刍,立营垒。侦者得实具告。上遂驻军。是夕,叶赫营有一人来降者,言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兵万人;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乌拉贝勒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兵万人;蒙古科尔沁贝勒瓮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席北部、卦尔察部,兵万人,凡三万人。我兵闻之,复色变。—上日:印等毋忧,吾必不疲尔力.俾尔苦战。惟壁于险隘,诱之使来。若来,我兵迎击之,否则四面列阵,以步军徐进。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其争先督战者,必其贝勒。我以逸待劳,伤其贝勒一、二人,彼众自溃。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遂于旦日进兵。初,叶赫兵攻黑济格城未下,是日,又攻城。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遣巴图鲁额亦都,率兵百人挑战。叶赫兵见之,罢攻城,引兵来战。我军迎击,败之,斩九人。敌稍却。叶赫贝勒布寨、金台石及蒙古科尔沁三贝勒,复并力合攻。布寨直前冲入,所乘马触木而踣,我兵名吴淡者奔而前,踞其身,刺杀之,敌兵遂乱。叶赫贝勒等见布寨被杀,皆恸哭,他贝勒大惧胆落,弃众奔溃。  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上纵兵掩击,积尸满沟壑。达国柴河寨之南渥黑运地。是夜结绳截路,邀杀败兵甚众。明日,一卒擒乌拉贝勒布占泰见上曰:我获一人,将杀之,彼大呼勿杀,愿自赎,因缚之来。跽上前,上问曰,尔何人也?对曰:乌拉贝勒满太之弟布占泰也,恐见杀,未敢明言,生死惟贝勒命。遂叩首。上日:汝等九部会兵,侵害无辜,天厌汝等。昨已擒斩布寨,彼时获尔,亦必杀矣。今既见汝,何忍杀?语曰:生人之名,胜于杀人;与人之名,胜于取人。遂解其缚,赐猞猁狲裘,豢养之。是役也,斩级四千,获马三千匹,铠胄千副。”[113]

“九部之战”也是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转折点,它使九部军事联盟破灭,改变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力量对比,成为扈伦四部灭亡的决定点。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114]。他利用九部之战后的有利形势,对扈伦四部展开攻势,先近后远,各个击破。此战之后,锡伯部一部分贵族或平民慑于兵威,携亲族投奔了努尔哈赤,受到后金的礼遇。

在元代,锡伯部族政治上虽被置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但它与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的,因为,这时的蒙古族并不是农业民族,而仍保持着游牧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牧,视山林而居仍是其主要生活方式;而锡伯部族则成为定居民族,它一方面进行捕捞生产,另一方面进行农业生产,使两族始终没有条件聚居一处,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之间的往来。而且,当时的蒙古族文化较锡伯部族落后,使它无法从根本上去影响比自己先进的文化,但从宗教方面来讲,在当时的蒙古族中,萨满教已趋于完整,并且划分为宫廷(贵族)萨满教和民间萨满教两大类。宫廷萨满教开始参与政治,成为不可忽视的统治力量。这对当时的锡伯族萨满教不会无影响。此外,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早在1246(南宗淳祜六年)开始在蒙古人中传播,到元朝末期已盛行。毫无疑问,部分锡伯部族在元代通过蒙古族就已皈依喇嘛教,使锡伯部族固有的宗教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其原始宗教(萨满教)与喇嘛教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长期并存的现象。在其他信仰方面,蒙古族和锡伯族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元朝才形成的还是更远的时候就形成的共同点,由于缺乏资料,很难作出定论。如蒙古人和锡伯人一样崇拜天、地、日、月、山、河、星辰、五行,尤尊天神,称天为“腾格里”[115],“无一事不归之于天。每行事,常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骑射、摔跤,也是两族善长的特点,把摔跤手两族均称为“布库”,把善射者都称为“默尔根”(资料上写成“蔑儿干”)。在生活习俗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点:在家庭中,幼子都受到宠爱,蒙古族称“额毡”(家主、主人),锡伯族称“勃比”(家宠);在丧葬方面,两族均有“烧饭”之俗,“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116],每岁九月内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一,羊三,马重,酒醴,红织金币及里绢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偕蒙古巫觋,掘地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马重杂烧之。巫觋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117]。很显然,在蒙古族这一习俗中已有了剥削阶级因素,反映了该习俗的走形现象。而锡伯族的这一习俗中更多地保存着其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的特点。在饮食、居住、禁忌、礼行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点。

元灭明兴,中央政权虽成为汉族政权,但锡伯部族的直接统治者仍为蒙古族,因此,锡伯族与蒙古族发生关系,断断续续有400余年历史。在此期间,一方面他们同受中原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管辖与被管辖的关系,其中锡伯族始终处在被统治和被管辖的地位,但这是统治阶级一方的关系。从广大人民一方来说,基本上是平等往来关系。因此,在400余年间,两者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从民族学意义上讲,两个民族文化在相互渗透、吸收过程中,落后的一方总是为先进的一方所排斥,最后为先进的文化所同化或部分同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透过蒙古族文化(主要指世代与锡伯族相处的嫩江流域蒙古文化)可以窥见元明时期锡伯族文化之一斑。

   



[] 《史记·匈奴传》卷110

[] 《汉书·匈奴传》卷94上。

[]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第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 参见《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匈奴列传》。

[] 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87一一8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参阅《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辽宁锦县乌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5期。

[]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一编,第3页。

[] 《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四编,“宁城县南山根出土铜器”。

[]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11] 《黑龙江原始文化初论》。

[12] 《史记·匈奴列传》。

[13] 《史记·匈奴列传》。

[14] 《史记·匈奴列传》。

[15]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16] 《三国志·魏书》。

[17] 《后汉书·乌桓传》。

[18] 《史记·匈奴列传》。

[19]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0] 《汉书·匈奴传》()

[21] 《后汉书·光武帝纪》。

[22]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3]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24]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25]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

[26]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裴松之注。

[27] 《史记·匈奴列传》注引服虔语。

[28] 《翰苑集》注所引。

[29]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30]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13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32]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33]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

[34]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35]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裴松之注。

[36] 《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37] 《魏书·乌洛侯国传》。

[38] 《魏书·帝纪》第一《序纪》。

[39]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1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0] 《魏书·帝纪·礼志》

[41] 《魏书·帝纪·礼志》

[42]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43]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44] 《魏书·刑罚志》。

[45]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46]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

[47]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48]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49] 《史记·匈奴列传》。

[50]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51]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52]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传》注引。

[53] 《隋书·室韦传》。

[54] 《册府元龟》。

[55] 《册府元龟》卷976

[56] 《新唐书·高丽传》。

[57] 《新唐书·高丽传》。

[58] 《新唐书·高丽传》。

[59] 《隋书·室韦传》。

[60] 《旧唐书·室韦传》。

[61] 《新唐书·室韦传》。

[62] 《辽史·营卫志下》。

[63] 《辽史·太祖纪上》。

[64] 《辽史.太祖纪下》。

[65] 《旧五代史·契丹传》。

[66]  白鸟库吉:《室韦考》(),日本《史学杂志》第307篇,19197月。

[67] 赵展:《锡伯族源考》,《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肖夫执笔《锡伯族简史》第10一一1l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68] 冯继钦:《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一期。

[69] 孙秀仁:《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70] 当小孩哭闹时,大人就会吓唬他们说:“莫哭!阿保机来了!(umesoggore  angujijihc!)

[71]  参见《辽史·太宗下》。

[72] 《辽史·圣宗二》、《辽史·圣宗三》。

[73] 《辽史·天祚皇帝二》。

[74] 《辽史·道宗纪》。

[75]  冯继钦:《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76] 《金史·太祖本纪》。

[77] 《金史·婆卢火传》。

[78] 《三国志·魏志·挹娄传》。

[79]  孙秀仁:《再论绰尔城(塔子城)历史地理诸问题》,{求是学刊》1980年第4期。

[80] 冯继钦:爱辽金时期的黄头室韦》,《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1期。

[8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

[82] 《辽史拾遗》,引《燕北杂记》。

[83] 《辽史·太祖纪》。

[84] 《宋会要辑稿·蕃夷》。

[85] 《契丹国志·兴宗纪》。

[86] 《栾城集》卷41

[87] 《居寺碑汇》,引自《辽文汇》。

[88] 《契丹国志·圣宗记》。

[89] 《契丹国志》本传。

[90] 《契丹国志·兴宗纪》。

[91] 《金史》卷二十八《礼志》。

[92] 《金史》卷三十五《礼志》。

[93]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5] 《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

[96]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9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8]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9] 以下家谱资料见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编的《沈阳锡伯族志》第59——7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100]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

[101] 《元史·兵志》。

[102]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2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3] 《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寅。

[104]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北元基本灭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刺、兀良哈三部,兀良哈处在嫩江流域。

[105] 《明实录》永乐六年正月壬申条。

[106] 李健才:《明代东北》第138一一13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部族,除锡伯和蒙古外,别的暂难定论。

[107] 《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夏四月丙子。

[108] 《明世宗实录》卷1 46,嘉靖十二年正月戊辰。

[109] 李健才:《明代东北》第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0]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04一一20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1] 博明:《西斋偶得》。

[112]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434一一4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3]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

[114]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第18页。

[115] 锡伯族有“腾格里布尔堪”一词,有天之意。

[116] 《草木子》卷3下。

[117] 《元史》卷77,页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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